翻译
从佛经翻译史看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
高晨霞
(忻州师范学院专科部,山西忻州034000)
摘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翻译大国。自东汉至唐宋历时千年的佛经翻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其间涌现出了众多佛经翻译大家,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翻译经验,探讨了诸多翻译方法,为我国的翻译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本文旨在透过佛经翻译的历史来纵观中国翻译理的基础。论的发展。
关键词:翻译史;佛经翻译;翻译理论;“文”和“质”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881(2010)02-0133-02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翻译大国,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积累了丰富经验。佛教是两汉之际传入我国的,从那时起,译经事业也就绵延不绝展开了。一开始是西域僧人来到汉地,与汉地僧人共同合作搞翻译。如后汉时安息国人安世高,支娄迦谶,他的学生支亮,支亮的弟子支谦,都是当时翻译佛经很有名望的人;还有世居敦煌的月支侨民竺法护也对佛经的广泛流传作出了贡献。后来,汉地僧人不辞艰难险阻,依然前往印度取经,回来后组织译场开他始了大规模翻译工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唐朝的玄奘,于唐太宗贞观二年去印度求经,十七年后回国,带回佛经657部,译出75部1335卷;并将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着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玄奘“既须求真,又须喻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有所贡献,他提出的的翻译标准,今天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与其他国家相俗”
比,中国古代造纸术和印刷术十分发达,给许多汉文佛经得以保存下来提供了必要条件,最终汇集成的《大藏经》,总共有两千多部。这为世界文化增添了十分辉煌的一页,历时千年的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观。自东汉至唐宋,
佛经翻译史是一部译者与读者之间互动影响,翻译技巧交替变化,整个翻译态势螺旋上升的发展史。对翻译方法的探讨,贯穿整个佛经翻译史。中国近代认真研究佛经翻译史的第一人应该是梁启超了。梁启超一语破的,指出“翻译文体之问题,则直译意译之得失,实为焦点”。
了解中国翻译史的人都知道,在佛经翻译时期,一直存在着“文”“质”、之争。正如任继愈在《中国佛教史》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始终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佛经翻译初期是以“质”为主的,因为当时西来的胡僧不通汉语,而汉地僧人对胡语和佛理的了解水平都不够高,翻译工作进展十分艰难。“从翻译方法上来说,由于当时是佛经翻译的草创时期,译经僧侣对佛教经典抱有虔敬态度,惴惴然唯恐违背经旨;另一方面是经验不足,语言学知识贫乏,不懂得忠于原文的条件,是要合乎译文语言的全民规范,因此一般都采用直译法。“贵本不饰””、“时有不达”指的就是安世高时期译经的情况。早期译经数量不多,人们对佛教了解甚少,所以,所有的佛经译本都受到了
收稿日期:2009-12-12
作者简介:高晨霞(1980-),忻州师范学院专科部教师。
欢迎,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译文的准确与通顺等一系列问题。这个时期的翻译被粱启超称为“未熟的直译”。到了三国时期的译经事业,在南北均有了一定的发展,佛教也渐人们随着对佛教了解渐融入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
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对佛经译文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译文,不但要求准确,而且要求具有可读性,早期那些笨拙的直译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也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而这些不断提高的要求和需求,为佛经翻译史上意译派产生创造了契机。意译派的代表人物支谦,主张不死扣“胡音”为“汉意”,注重译作的词藻文雅,在文字质原文,改量上确实提高了,但却产生另一个偏向,就是删削较多,文”于是竺法护依自已的优势(曾游历西简而不能尽表原意。
域诸国且会36种语言)出来纠正这种过于自由的意译倾向。竺法护“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提倡存真偏质,反对随意删略,使佛经译风从“文”又回到“质”,译文质量也有所提高,他采用的翻译主要是比较忠实于原文的直译法。不过,法护的直译是一种水平很高的比较成熟了的直译,并不是对安世高时代直译法的简单重复。道安就曾经对法护的译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法护的译文“详尽”。但是,法护的译文也确实存在着不足的地方,主要表现在语言过于生硬,不是很地道。据《高僧传》记载,通晓梵汉两语、被称作中国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的鸠摩罗什曾重译法护译过的《正法华经.受决品》,其中一句“天见人,人见天。”罗什认为这句话虽然与西域语是同意了,但是汉语过于生硬鸠摩罗什就主张改为比较地道的汉艰涩而不地道。因此,
语。僧睿倡议改为“天人交接,两得相见”,罗什欣然称赞。由此可见,法护译文中存在着一些不能忽视的问题。东晋“五失本”“三不易”的著名译论,其时代的法师道安提出了
中“五失本”概括总结了汉译梵语佛经中有损原文忠实性的五种翻译方法。道安的直译主张比较准确地反映了读者从以上所对佛经翻译中内容真实性的要求在进一步提高。引例子可以看出,鸠摩罗什比较偏重于意译。他翻译时或“主张只要不违背原意,则不必拘泥增或删,务求达旨。他于原文形式,在存真的原则指导下不妨‘以实出华’”,译文又偏向“文”。僧肇说他的译文是“陶治精求,务求圣意,其文约而诣,其旨婉而彰,微远之言,于兹显然”;又说他“以秦人好简,裁而略之”。罗什的翻译主张并不是无缘无故冒出来的,而是与当时文人中间追求文彩之风有着密切联这种魏晋以来流行的轻言重意和言简意重的理论很明系。
显,也影响到佛经翻译者对文体的选择。有意义的是,这时已出现了对“文”、“质”问题的辩证看法。东晋慧远(334-416)在《大智论钞序》中指出,“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认为原文是“质”的,译文就不能求“文”;原文是“文”的,译文就不能求“质”,两者应该各有所归,各有所用。南朝的僧佑(445-518)也表达了同样辩证“文过则伤艳,质甚则患野。野艳为弊,同失经体。”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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