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曹操人物形象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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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中曹操人物形象浅析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钱 融 张晓东

摘 要：《三国演义》中的曹操看似是一个残暴不仁、玩弄权术、奸诈狡猾的“乱

世之奸雄”。而事实上，作品中的曹操性格是复杂的，曹操这个人物形象具有多面性。作者将人的完整性完全在曹操身上展现出来。

关键词：曹操 多元性 性格

历史上的曹操是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他在汉末征战群雄的战争中运筹帷幄，最终统一了北方。曹操善于用人，招贤揽士，凡能治国用兵者，都尽力网罗，他手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曹操喜爱文学，其诗作慷慨悲凉，颇具感染力，不少名篇传留至今。但《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就不同了！《三国演义》不是历史传记，更不是历史教材，而且又因为作者罗贯中以“拥刘反曹”、宣扬正统的忠君思想在作指导，因此《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与历史上真实的曹操是大相径庭的。文中将曹操刻画成为一个残暴不仁、玩弄权术、奸诈狡猾的“乱世之奸雄”。而事实上，作品中的曹操性格是复杂的，曹操这个人物性格具有多元性。

《三国演义》中，曹操的性格是最为复杂的，很难用一句话两句话给他作结论。“奸诈”，可以说是曹操比较突出的性格特征，但正如“多愁善感”说明不了林黛玉一样，“奸诈”也远远不能把曹操这一形象的丰厚意蕴囊括无余。

他在小说中刚一出场，就显示出他的聪明干练、机智勇敢，老练和成熟。第一回作者写道：“操幼时，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紧接着，他通过在镇压黄巾起义中冲锋陷阵，建立了功勋，谋取了功名，并在以雷厉风行的作风在当地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当董卓倒行逆施、鱼肉百姓时，他不像王允怨天尤人、唉声叹气、流泪伤感，他设计毅然持刀刺杀董卓，此计不成，便回到故乡组织联络十八路诸侯军联合征讨董卓。一方面他知人善任，敢于启用虽然毫无知名度、也无职称、职位和文凭，但气宇轩昂、威风凛凛的关羽去温酒斩华雄。他看人不分门第，用人唯才

是举，而且在用人上胸怀宽广、不计前嫌，如他敢于启用有叛逆意向的将领，敢于任用起草过檄文，措辞激烈大骂过他祖宗八辈的谋士陈琳。这些都是他作为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的一个方面，也是曹操这个人物形象的光彩照人的一面，也就是作者所说的曹操作为“治世之能臣”的具体表现。

在担任洛阳北部尉时，曹操不畏权贵豪强，对违反禁令的一律用五色棒打死，令京城震惊，豪强敛迹，没人敢再犯禁令。在担任济南相时，他罢免了八名依附权贵，贪赃枉法的县级官吏，禁绝祭祀。一时使济南的社会风气改变不少。更可贵的是曹操重视经济。他鼓励农耕，大兴屯田，使流民生活稳定，从而收买了民心，让百姓们都尽心尽力的耕作，尽心尽力的为他服务。此外，他还注意兴修水利，保护农桑，使黄河两岸长期无洪灾现象，这是他为百姓办的一件大好事。据史记记载，在曹操的统治下，北方出现了“家家丰足，仓库盈溢”的景象。

另外，曹操豪爽多智，在战争中指挥若定。曹操的机智，在《三国演义》中可以与诸葛亮相提并论。就连鲁迅也说，罗贯中“要写曹操的奸，结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曹操“濮阳诈死破吕布”、“安众设伏破张刘”、“抹书间韩遂”等，无不体现了他过人的智慧。但罗贯中还塑造了曹操的另一面，那就是多疑、阴险、毒辣，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曹操的这一个方面，用罗贯中的话说就是“乱世之奸雄”。曹操替父复仇进攻徐州时，传令三军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杀戮，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失去了理智的曹操近乎疯狂，滥杀无辜，显得特别残暴不仁和毒辣。“颍川之战”，曹操对义军不分

青红皂白，大杀一阵，斩首万余级，充当了一个朝廷刽子手的角色。此后，他又讨张梁，斩张梁于曲阳，发张角之棺，戮尸枭首，残酷得连死人也不放过。董卓、王允死后，青州黄巾军再次起义，曹操与济北相鲍信负责镇压义军，鲍信战死，曹操却“招安到降兵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并择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曹操靠着义军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曹操他还虚假伪善，奸诈狡猾，骄奢淫逸，嫉贤妒能。望梅止渴、割发权代首等，就可以证明曹操的虚假伪善和奸诈狡猾。曹操进宛城，见张济妻美，不惜用甜言蜜语来打动她，“吾为夫人故，特纳张绣之降；不然灭族也”，并许以还都后扶为正室，每日与之取乐，充分体现曹操淫逸。曹操嫉贤妒能的典型事例，莫过于“斩杀杨修”。杨修有过人的聪明才智，为人恃才傲物，数犯曹操之忌，因此遭曹操记恨，终导致其丧命。

因此曹操形象复杂性格的出现，是罗贯中有意识的艺术追求。法国文学家雨果说，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有“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观察一切事物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才能”。罗贯中正是在保持曹操形象的“定性”的同时，写出了其情感的丰富性和性格内在的复杂性，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从而使该形象获得了真实性、审美性和永久的艺术魅力。参考文献：

[1] 沈伯俊：《再论曹操形象》，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

[2] 彭治顺：《论<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文学教，2007年。

[3] 王理：《<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再探讨》，北方论丛，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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