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经典

当代文学经典：萌生与传承 萌生与传承 ——关于当代文学经典的几点思考 张立群

尽管，“经典”以及“经典化”的话题正越来越为研究界所瞩目，但是，一旦将经典落

实到具体文本特别是当代文学的视野当中，仍然会常常引起许多人的质疑。当代文学特别是50至70年代文学究竟存在不存在经典？当代文学的经典历经怎样的沉浮过程？这些问题在经典话题正不断从理论描述到文本认同逐渐深入的过程中，无疑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即使是站在90年代的文化立场与现实背景上，我们无法忽视类似“红色经典丛书”的横空出世，“红太阳系列”、“样板戏”系列仍然会引起欣赏者的共鸣，但透过市场化的效应和学术上以追加的方式进行阐释，我们仍然可以察觉对于文学史意义上的当代文学经典，和文学意义上的当代文学经典之间存有的差异，而当代文学在时间上天然的“近距离”，和历史意义上无可避免的缺乏沉积也在无形中加大了我们厘定其经典的难度。于是，究竟确立怎样一种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进而细致爬梳当代文学中的经典问题，不但是拓宽经典问题的一个空白点，同时，也无疑是以新的视角审视当代文学的一种重要方式，自然，这也就成为了本文的逻辑起点。

一、当代文学经典的萌生 “某个时期确立哪一种文学 经典 ，实际上是提出思想秩序

和艺术秩序确立的范本，从 范例 的角度来参与左右一个时期的文学走向。”[1]洪子诚先生在考察当代文学经典时的这段论述大致包含以下两方面含义：即一、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文本的诞生与其特定时代的文化体制有密切的关系；二、确立一定时期内的经典会对这一时期整体文化的走向产生重大的影响。确然，当代文学由于特定的文学生产环境和制约机制，常常使当代文学的许多经典文本在不同时代的评述过程中，产生重大的差异。如果从一个历史的角度进行梳理，那么，当代文学所具有的知识理论体系，虽然是与新中国的建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然而，作为一种潜在的机制，30年代左翼文学对于苏俄的理论借鉴，延安时期的文艺政策都无疑对当代文学经典的萌生起到制约的作用。当然，新中国的建立势必会使以往的文艺思想、文艺政策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下予以展开，于是，虽然新中国初期的文艺政策或曰制约当代文学初始阶段的文学生产机制会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以往政策程序的继承，但事实上，其中还是隐含着一个文化背景和写作传统的双重转化问题，而所谓当代文学的经典正是在这样一种客观条件下萌生的。 首先，从时代特点的角度上说。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全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由衷地产生一种解放感和自豪感，同时，也发自内心的感谢党和人民领袖，所以，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里，生动反映时代情绪的“颂歌文学”就成了时代文化的主潮，系列的“新华颂”、“英雄颂”等正是表达这种颂歌的主题之一。然而，在经历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胡风集团的批判之后，所谓的“战歌文学”又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流行开来。而在此过程中，尽管有一些老作家已经体味到表达方式上的匮乏，不过，为了不辱使命，于是，反映战争时代这样无可挑剔的题材又成为了一时的主流，并进而产生大量的“红色经典”。而后，便是每一次文艺政策的调整都涌现出相应的“时代经典”成为了一种操作模式。因而，综观当代文学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尽管前后出现的文本会存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是，在文艺政策的不断规训与框架下，充分反映时代主题、进行所谓的宏大叙事、史诗化、经典化的追求以及可以反映“规律与本质”的作品则始终是这一时期文学和文学经典的主题。而这种“广阔”、“宏大”的组合，不但充分反映特定时代具有必然性的文学创作，同时，也往往以融合时代的方式传达出时代的气息以及人们对于经典品格内涵的时代性理解。 其次，当代文学的经典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迎合大众趣味、弥合群众与写作者之间的差距的一种产物。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亭子间”和“根据地”的方式[2]顿挫知识分子优势意识、个性主义以来，是否符合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大众服务的方针就成为了当时乃至延伸于50至70年代的文学主题。而人民大众可以通过充分自由言说的方式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也使当代文学在生产的过程中，可以得到潜在的制约。作为党和国家文艺工作的领导者，虽然在艺术审美的角度上清楚地意识到文学应当有自己的标准和可以独立发展的空间，但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学经典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