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经典

竟如何能够在适应文化素质与欣赏水平不高的大众口味，以及要从全民的角度出发思考文学的发展是作为唯一判别标准出现的。于是，在反复考察50至70年代文学普遍的“大众化”现象之后，我们就不难发现：这其中不但隐含着意识形态权利制约的因素，还隐含着国家想象和民族想象的问题。工农兵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和自延安时期或在更早时期，就已经出现的“大众”与“民族”概念可以相互融合乃至取代的现象，已经使文学在创作和发表的过程中进行了一种“协调”；同时，也使文学经典在产生的过程中，其创作者要面临着历史使命和艺术使命的双重承担，比如：在这一时期的产生的经典《红旗谱》、《红岩》、《保卫延安》等都是经历“集体讨论”、“披阅多次”、“十年磨一剑”的方式得以最终产生的。当然，这种“协调”是以弥合知识分子与工农兵之间的阅读差距，和作家的普遍失势为前提的。 最后，是文学创作手法的变迁。自30年代开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已译介的方式来到中国文艺界，50年代初期，在由文艺界掀起的向苏联学习的热潮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再次以理论纲领的方式在类似周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等文章中得到确立。但随着在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产生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理论应运而生，“浪漫是理想，现实是基础”就成为了当时创作的主要手法，并进而在各个文艺团体中得以纷纷著文的方式予以响应。回顾“两结合”的产生过程以及历史背景，虽然中苏关系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隐蔽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它是需求以“自我民族”的表达方式进行文学创作的一个讯号，而且，“两结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脉相承，但其内在的修正则说明单纯的现实主义所保留的大量符合现实的场景与细节，已经不适应当时的理论设想。然而，由这种创作手法转变后的经典作品常常会在实际上表现出一种更为不真实的面貌，而它的极端便是“文革中”八个样板戏、《金光大道》等浮夸经典的出现，而所谓的求实作风正被极端浪漫主义那种凌空高蹈所取代。

二、从文学史经典到文学经典 由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当代文学的经典是在多种制约机制下得以萌生的。不过，由于当代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一种极端化的状态，因而，当新的历史时期到来的时候，如文学史意义上的“新时期”出现之后，当代文学正逐步修正其文学审美层面上的历史迷失。80年代文学一度繁荣的景象，朦胧诗、寻根派、先锋小说等即使在今天回想乃至阅读起来都会产生“历史温暖”的文学现象，无疑是新时期文学呈现给读者的新的时代经典。而世纪之交的“百年文学经典系列”、“百年百种优秀文学图书”以及香港《亚洲周刊》“20世纪百部中文小说”的评选，“走向诺贝尔书系”的出现，将众多出现于新时期文学中的作家、作品（如贾平凹的《浮躁》、莫言的《红高粱》、张炜的《九月寓言》等等）囊括其中，更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新时期文学并非缺乏经典。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要予以说明的是：由于50至70年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以来的文学在生产过程、意识形态制约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所以，对二者评判的结果也常常会呈现出某种有悖常理的结论。即如果按照文学经典在时间上的规律特别是进化论的观点来看，越晚近出现的文学一般在经典化的过程中，往往由于缺乏历史沉积而无法与前代文学相比的；但与现今文学界常常出现的“辉煌的80年代”之呼声相比，50至70年代文学常常被指责为是“空白一片”的结论无论如何都是相形见绌的，于是，在当代文学的经典评价过程中，就自然产生了所谓文学史经典与文学经典的区别以及判别经典的标准之问题。 一般来说，由于文学史是记录文学发展的历史流程，所以，只要在历史上产生影响的文学现象势必都要纳入到文学史家的视野当中。因此，诸多文学现象乃至创作文本就常常在文学史家的描述与流传的过程中成为“文学史的经典”。但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史经典并非完全是按照文学的审美要求成为经典的。50至70年代文学中出现的“新民歌运动”，常常被后起者简约为“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的作品（即：《红旗谱》(梁斌)、《红日》(吴强)、《红岩》(罗广斌、杨益言)、《创业史》(柳青)、《青春之歌》(杨沫)、《山乡巨变》(周立波)、《保卫延安》(杜鹏程)、《林海雪原》(曲波)等8部长篇小说。）相信是任何一部当代文学史都无法忽视的经典现象，然而，站在90年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