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造纸术的发明看古代重大技术发明的一般模式

从造纸术的发明看古代重大技术发明的一般模式＊

刘青峰 金观涛

一、造纸术发明中的两个疑难问题

造纸技术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四大发明之一。纸的发明可以视为古代技术发明的一个奇迹。因为纸的发明比其他古代发明更困难、更不容易被想象。它不象纺织技术那样是一种对自然物加工编织技术，也不是象制陶术、冶金术那样可以在人通过对火的使用中偶然能发现的技术。纸是一种人造材料，是人类真正的创造。它为什么仅仅在古代中国被发明、而没有在世界其他任何文明中出现？、它为什么恰恰是在中国汉代，而不是更早或更晚发明的？

近几十年来，中外科学技术史研究者围绕纸的历史，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考古鉴定、工艺操作的发明与改进、材料原料分析、使用传播等问题的有份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近年来，人们对造纸在两千年前就在中国发明的问题，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本文的目的是，围绕这一问题，进一步试图探讨古代重大技术发明的一般模式。

前一段，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第一，着重于从古代技术的传统、特点及其发展过程的角度来考察。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技术转移现象。如造纸技术中最关键的步骤—植物纤维的脱胶、打浆、成型、在帘状物上的沉淀，几乎都是从中国古老的丝麻纺织加工的传统技术转移过去的1。第二，从社会背景与技术的相互关系的角度考察。有人提出中国自秦汉以后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国家行政管理事务和文化信息交流量的增大和特别依赖于内部信息通讯的社会结构，造成了对通讯重要工具—纸的巨大社会需求2。只要把这两方面综合起来，就构成了人们经常在运用的对古代重大技术发明机制的一般解释：社会结构的特点及其变化导致了某种社会需求压力，它成为新技术发明的社会动力，而传统技术为新技术出现提供了基础，在社会动力作用下发生技术转移，新技术应运而生（图1）。

这一图景无疑是正确的，但过于笼统，没有说明具体的机制，特别是没有解释古代技术发明中普遍存在的保守性是如何克服的。因为只有社会需求压力持续存在相当长的时间，才有可能导致技术转移的发生。但是，在古代社会中，任何重大社会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而持久存在又是极罕见的。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对重大技术产品的社会需求总是或迟或早用最方便的方式得到满足的。一旦满足，它就不再构成追求同类新技术的动力而自行消失了。这似乎构成一个悖论：重大新技术的发明要求相应的社会需求压力持续存在，任何重大的社会需求都不可能长久构成对发明的压力。

就以书写材料来说，它是人类社会产生以后就存在的重大社会需求。这种社会需求总是以最简单易得的方式得到满足的。在纸发明以前，如古埃及、古希腊地中海一带，主要使用纸草纸，中世纪欧洲用羊皮纸，两河流域刻写楔形文字的泥板，中国古代用龟甲牛骨和金石竹帛等。这些书写材料都是以因地制宜取得某种自然产品的方式，来满足社会对书写记录和通讯交流的重大需求的。一旦这种需求被这些简单技术产品满足后，也就形成保守趋势并遏制新技术的产生。历史上，除中国汉代发明纸而逐步淘汰了自然物书写材料外，其他各国的书写材料均停留在自然物阶段。直到公元8世纪中国造纸术西传，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以后，西方各国才陆续设立造纸厂3。

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中国古代也有自然物形态的书写材料，还会发明造纸术？另外，纸在中国出现后，自然物形态的书写材料并没有马上消失，竹纸并行约三百年，帛纸共存约五百年4，这表明旧有技术产品一旦存在，就有巨大的保守性。但是为何这种旧技术的保守性没有构成对造纸技术的致命障碍？为何中国对造纸技术的社会需求能持续存在呢？无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