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府从事的经济活动﹑社会生活﹑外交活动三方面论述社会达尔文主义对这一时期美国政府施政行为的影响。
1883年后无需再纳国内税了[6]。这也就是大企业家们所要维护
的现状。
“镀金时代”的美国政府对社会公共事业也基本上奉行自由放任政策:对社会生活缺乏管理,即使是对某些方面有所管理,也缺乏主动性、计划性和系统性,作为不大,基本上只是充当了守夜人的角色。衡量政府对社会生活干预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其岁入与支出有多少及两者的比例。美国政府的总岁入从南北战争最高年份的13亿美元左右降到1873年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兴起后,“适者生存”成为他们(美国扩张主义者)对外扩张的理论依据。进入19世纪90年代,美国海外扩张的号角开始正式吹响。以1898年开始的美西战争为标志,威廉·麦金莱(WilliamMcKinley)总统正式揭开了美国大规模海外扩张的序幕:西班牙被击败,美国的武装力量占领了古巴、波多黎各、关岛与菲律宾;在拉丁美洲,美国攫得中美洲海峡地区的控制权,开始向南美扩大渗透,并出兵到许多拉美国家进行干涉,以实现经济和政治上的直接或间接控制。1899年,麦金莱政府发出“门户开放”的照会以对列强分割中国的局面做出反应;在非洲,1906年,美国通过参与阿尔赫西拉斯会议,试图在那里推行其“门户开放”政策。同时,美国对于传统的门罗主义也加以补充和扩大,使之符合帝国主义扩张的新需要。在这一系列扩张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那些宣扬“适者生存”、海外扩张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37亿美元,到了1890年仅为3.18亿美元。岁入的减少意味
着政府对社会事务的干预和调控能力的下降。人均联邦支出从1866年的15美元下降到1878年的5美元,1890年也只有6美元。据统计,从1886~1893年的大部分年份,联邦岁入超过支出。这与后来美国政府的高额赤字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镀金时代,美国政府一直奉行廉价政府政策,压缩政府开支,对各项公共事业没有进行系统、有效的规划与管理。内战结束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就城市数量而言,1800年,8000人以上的城镇有6座,1890年猛增到448座[8];就城市人口而言,从1860年500万增到1900年2500万,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3。如新泽西州的帕特森城,人口由1840年0.75万人增加到1890年的6.8万人,而同期费城的城市人口由不到10万人增加到100万人以上。芝加哥、辛辛那提、密尔沃基、堪萨斯城以及其他许多城市人口竞相增长。尤其是进入20世纪,随着汽车工业的增长,这种现象再次发生[9]。城市的发展,客观上要求配套市政设施相应地发展。而在“镀金时代”,美国政府对城市发展没有进行有效的管理,很大程度上是让其自行解决诸如处理污水、修筑、通道、卫生保健等问题。工业发展、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带来了劳资纠纷的加剧,但那时,美国政府也一直把劳资纠纷交给资本家和工人双方自行解决,没有建立专门的机构,也没有专门立法来协调劳资关系。资源与环境保护也曾一度放任自流。
这一时期,政府的外交也受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社会主尔主义者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为美国垄断资本及其扩张主义政策张目。”[10]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生物进化的自然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化。所以,国家的社会政策必须承认并采纳这一“普遍真理”,决不能“人为地把那些最不会生活的人保留下来”[11]。“适者生存”口号下所隐含的“生存定义权力和力量,权利和力量诠释生存”[2]223这个生存竞争的信条,本身就体现了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特点,所以,在国际政治中也同样存在着国家之间的生存竞争,只有强国才能在残酷的斗争中生存下来;而扩张是国家强盛的标志与需要,只有不断扩张才能使国家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当
[7]
四、结语
社会达尔文主义兴起于欧洲,繁荣于美国,在美国得到了自由的发挥,它与美国当时的自由放任主义理论有很大的切合点,符合“镀金时代”大垄断资产阶级的心理,它使得政府在经济、社会生活方面缺乏管理。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美国的海外扩张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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