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腐败是最恶劣的一种腐败

中国式腐败是最恶劣的一种腐败

关于腐败，我们应该避免认识上的一个误区是：腐败可以被根除。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只要有政府的存在，就一定会有伴生的寻租行为。不过，不同国家的腐败是有着形态上和规模上的区别的。它与一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以腐败著称的南美诸国，其政府的寻租行为在性质上并无区别，区别在于寻租的规模以及与这个规模相关的政府结构。

试举一例。哥伦比亚商学院教授雷蒙德 菲斯曼（Raymond Fisman）曾经写过一篇长文谈论印尼的腐败问题。60年代印尼的总统苏哈托上台以后，统治了这个国家30年。期间，印尼的政府机构腐败程度在全世界“享有盛誉”。苏哈托的亲友都通过利益交换从而攫取了巨额的财富。

不过，菲斯曼教授也认为，虽然腐败成风，但是印尼的经济在国家最腐败的这段时间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很有趣的是，苏哈托在1998年不得不迫于压力下台，而印尼的经济也从那以后开始走下坡路。苏哈托统治的末期，印尼国内发生了许多的抗议示威活动，人们都认为他是个贪得无厌的人。但是苏哈托自己却辩称从来没有直接从政府与商界之间的利益交易中收受金钱。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像苏哈托这样的统治者，的确为了创造一个好一些的投资环境，他多少会投资一定的金钱用以改善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环境，这对于一般民众还算有些好处。并且，投资者们也会更愿意来印尼投资，而随着投资的增加，政府自身也能增加寻租所得。

苏哈托等于是在印尼确定了一种“腐败潜规则”，并且受贿者和行贿者在这种潜规则下都对于寻租价格“心照不宣”：有需求者自然会懂得向当权者“进贡”，苏哈托家族也没有无度榨取。看上去，他似乎知道，过于极端的寻租行为会抑制国家经济的增长。

简单来说，投资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像是穆加贝这样大权在握的独裁者，通常会无度地向潜在的投资者进行索取，如此，投资的总量自然就下降了。假若商业投资在一个国家会被“合法”征收100%的税率甚至更多时，还有谁还会愿意进行投资？因此，为什么像津巴布韦这样的腐败国家经济问题严重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是，有一些统治者随时会担心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安全问题，例如印尼的苏哈托，他当初其实很害怕将来政局一旦有变自己将面临流亡等等困局。因此，他的寻租程度会较低，并且提供的公共服务会比津巴布韦这种国家相对多一点。如果硬要在二者之间做一个选择，那么苏哈托算是有远见一些的统治者。他对国家经济的榨取也不会那么极端。

当然，寄望于腐败的统治者“良心未泯”，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但通过印尼的例子，我们能够看到，在威权政治体制下，中央政府可以决定具体的政府部门应该如何行动。因此，原本不得不和各国政府部门打交道的企业和商人只需要和级别高的部门进行沟通，就可以打通一切环节。从某种角度来讲，这反而更有效率。如果最高阶的统治者能够理性地做事的话，那么他会为这种打通关系的“内部价格”定在一个合理的位置，不至于吓跑太多的潜在投资者。当苏哈托离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