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入的主体。地方政府仍然高度依赖高房价一高地价的循环机制获取城市公共建设的融资。
从国际经验而言,房产税有两面性。由于它细水长流,短期内很难募集到大量资金升级城市的基础建设,城市的扩张和发展可能受到局限,必须等一个地区的城市化基本完成,楼市繁华到一定程度,地段升级,积年累月之后,房产税才能成为很好的公共设施服务的融资渠道。短期内,房产税对城市发展的融资而言,还起不到实质作用。之所以引进这种税收,属于功在千秋,为后人创造福利。当然,尽管土地出让金模式的土地财政目前在国内非议很大,我们也不能否认其对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飞跃发展的关键作用,其在短时间内还取消不了;当一些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城市化进入末期,土地出让金增量出现枯竭的时候,房产税代替土地出让金的时候就到了。
(四)房产税的公共财政配套
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房产税数额巨大,如果地方政府的开支不受到约束和监督,地方政府对财政收入的缺口永远无法满足,开征再多的税收都没有用。换言之,在财政收支没有建立有效监督体制的时候,还没有形成“公共财政”的机制,房产税只会给老百姓增加税务负担,不会带来政府公共服务的改善,更不会带来政府效率的提高。
何为“公共财政”?笔者以为,公共财政的一个特征是公共性,即其职能范围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口径界定的,也就是“以支定收”,先确定好了哪些是真正需要政府开支的,相应地筹集财源。具体的筹集方式用费、用税、还是发债都可以商榷;但一定是公共真正需要的。凡不属于或不能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项,没有理由进行公共开支。我们现在经常倒过来了,
“以收定支”,先
把钱收上来再考虑钱怎么用,造成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公共财政就是让来自社会的钱在社会的监督下为社会服务。它与政府财政相区别,是打破“以政府自身利益”为中心的旧体制,并注重财政的社会公用性的一种新理念。比如美国地方政府就先定预算,再根据预算缺口决定税率;而在英国,则是根据预算先决定D级物业的税率,然后再依次类推其他各级物业应缴税额。
从公共政策的理论来看,征收房产税最基本的理由是,房产和地产增值收益来自于买房之后的城市经济增长和追加的公共设施投资,所以这部分房产增值应该全部或大部分“归公”,这也是很多著名社会思想家包括美国的亨利 乔治和孙中山很早就提出来的。但在国内,土地增值收益在哪个环节征收、如何征收,社会各方面意见很不统一,特别是在买房时候已缴纳了巨额土地出让金的情况下。当前的公共服务还没有完全跟上,居民还在为教育、
万方数据
经济改革
医疗、环境治理等住房相关公共服务另外付出沉重费用,以“公共服务受益”为理由开征房产税并不能让人完全信服。现在的中国城市居民。维权意识越来越强,如果突然被收取了一大笔收入,却没有相应的补偿机制,很难认同。房产税的开征,本可以成为一个中国政治进步和公民政治觉醒的良好契机——政府如何代表公众利益与购房个体之间来分配土地增值收益;经济增长收益如何让更多人分享;房产税如何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等,对推进公民社会建设和完善公共财政机制是件莫大的好事。所以,房产税已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涉及到如何重新界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相互权力关
系。
的确,房产税涉及面很广,利益群体众多,非常复杂。如果没有预热就强制推行真正意义上的房产税,无疑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今的舆论又造就了很大的房产税话题泡沫,政府也很纠结。最终,政府为了减小开征阻力,在试点中推出了覆盖面有限且税率很低的房产税方案,这其实是针对极少数人的“房产特别消费税”,与实际意义的房产税/物业税还有很大距离,与政府自己的预定目标距离也很大。因此,如果下一步深化改革过程中,不广开言论,不进行充分公共决策,又为了规避阻力,再次出现为了开征而开征的做法,则既违背了税的本义,也容易损害政府的公信力。
100多年前,马克思 韦伯对当时正强势崛起的德国忧心忡忡,现时的中国社会与20世纪初的德意志有一些相似之处:经济上高速成长,政治架构与公众的政治素养相对落后,空有“外在强盛”,且后者并非是经济发达就能自然形成的。换言之,在从经济崛起到全面崛起的关键转折期,我们要特别警惕因为“政治不成熟”而生发出的社会问题。
不少手握决策权的地方政府目前还不习惯与公众分享决策权力,也不愿意建立这样的分享机制,从而造成决策过程的不公开、不透明。而稍有行政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没有必要的外在约束,政策制定者就不会自觉地站在公众整体利益的出发点上考虑决策。此次上海和重庆两地的房产税方案本身有许多可取之处,比较注重平衡可行性和目标性,推出后总体效果至今尚好,社会舆论的评价也基本正面和支持。但在出台前,由于有些内部操作,致使各种
小道消息满天飞,对市场秩序和社会民生都造成较大干扰。房产税涉及大众民生,牵涉各方面重大利益,在出台过程中,理应更加公开、透明和广泛讨论,公共参与程度的增加一定会带来更好的社会效果,让社会更加和谐。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间,在涉及大众利益的重大决策中,坚持通过公开、透明的公共决策过程,广泛吸收社会各利益群体诉求,最大程度找到利益公约数,是一个社会从“政治不成熟”走向“政治成熟”的必经之路。而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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