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人物论文 蔡锷

中国近代史人物论文

蔡锷是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在不足34年的短暂一生中做成了领导云南辛亥起义和反袁护国两件大事，从而奠定了他在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但由于他师事梁启超并曾一度拥袁，人们对他的评价颇多歧异。有人用“反清、抚袁、拥孙”六个字概括其一生，说他是革命家，功大于过；有人又用“保清、附袁、反孙”六个字概括其一生，说他是改良派，过大于功。这两种看法都过于简单，且失之偏颇。实际上，蔡锷就是蔡锷，他既非革命派，亦非改良派，而是一个真诚的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一切以国家利益为依归是理解他一生所作所为的关键。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对蔡锷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作一个简要的评价，以就教于方家。 一

从戊戌到辛亥，是蔡锷爱国主义思想形成及军事救国时期。

1897年，15岁的蔡锷考入湖南时务学堂，接受了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的教育，戊戌政变后辗转到日本留学，受到西学的熏陶。1900年他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事败，师友多遇害，蔡锷重返日本，决心投笔从戎。于1901年12月考入东京成城学校自费学习陆军，1903年7月入仙台骑兵第二联队学习，同年9月转为江南官费生，12月初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分入骑兵科，1904年10月以优异成绩毕业[①]。蔡锷读书求学期间，正值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之时，也是中国仁人志士觉醒起来奋起救亡图存之时。蔡锷写道：“甲午一役以后，中国人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起以呼啸叫号，发鼓击钲，声撼大地……未几而薄海内外，风靡响应，皆惧为亡家之民，皆耻为丧国之狗”[②]。正是在这种时代感召下，蔡锷发愤攻读，上下求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爱国主义思想。其特色首先是强烈的忧患意识，“惧为亡国之民”，“耻为衷家之狗”；其次是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以日本的隆摩喻湖南，决心维新湖南，变革湖南，坚信“我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③]。三是把抵御外患与学习外国长处紧密结合起来，反对守旧，力主开放，稽合国情，纯用西法，为此他主张积极引进西方文明，尤其强调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第四，抱定“流血救民”的志向，大力提倡军国民主义，变“尚文”为“尚武”，重新“陶铸国魂”，振起民族精神，并以军事作为自己救国的主要手段。

1904年冬蔡锷自日本归国之后，将其爱国主义思想付诸实践，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从事新军的编练和教育工作。“为求中国的独立自由”是他的“最高目的”，“淡泊明志，夙夜在公”是他的生动写照。其所到之处，均能兢兢业业，严肃认真。在广西，“于桂省兵事，多所建议”，“创练步标，躬亲教练，一切规模，皆所手订”[④]，还到边塞考察，短衣匹马，巡行四千余里，于边情地势，逐一札记，草绘略图，“出入于瘴疠者经月，欣然有以自得”[⑤]。蔡锷1911年初离桂赴滇时，正值英国武装入侵云南片马一带，蔡锷表示“吾侪武夫，惟厉兵秣马，赴机待死已耳”[⑥]。为了培养新军将士为国家谋利益，为国民争幸福的责任感，他编成《曾胡治兵语录》作为对部队进行精神教育的材料。针对清军将领志在高官厚禄、士兵志在虚誉饷糈的状况，他明确指出：“吾侪身膺军职，非发大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须以耿耿精忠之衷，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不返顾，始能有济”[⑦]。其救国之志，爱国之情，是显而易见的。

二

辛亥武昌首义之后，蔡锷审时度势，在云南成功地领导了重九反清起义，并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在督滇期间，他对云南庶政进行了改革，并派兵援川、援黔、援藏，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对此，人们多所论及，兹不赘述。

特别指出的是，蔡锷在担任云南都督之后，曾对中央革命政府的建设多所谋画。早在1911年11月9日，在仅有七省独立的情况下，蔡锷即发出通电，率先提出“急宜组织”“集中统一之机关”[⑧]，11月15日他收到黎元洪的皓电，内称“亟应建设联邦国家，为对外之交涉，速派全权委员来鄂”。他立即复电，认为中华民国政府急宜建设，全权代表即日选派赴鄂。同时明确表示：“惟联邦制度于吾国不甚相宜，仍应主张建设一完全统一国家，设立民主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