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与情的法伦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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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情的法伦理思考

法律伦理所探究的是立法程序与法律规范本身的道德性，其目标在于使伦理要求在相应的社会机制中得以实现。

一般而言，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则是最基本的道德。相对于道德，法律具有明确、时效、强制性的约束力与制裁力的特点，而道德则不然。因此从整个社会的宏观角度来看，道德归根到底必须依靠有效的法律体系才能发挥作用。然而在特定的情况下，法律与道德也会发生矛盾或冲突，如某种法律、法规本身并不公正、不道德。于是，就会出现两难抉择：人们是应当守法，还是违法并按照道德的要求行事？这大体上就体现了所谓天赋人权与现行法之间可能的矛盾与冲突问题。

解决这一难题的前提，是先要区分下述三种情形：第一种是在法制国家里，法律本身不够完善，并不合乎公正概念的所有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仍应遵守法律，因为此时法律在社会稳定与安宁方面所起的作用远远重于法律的某些不完善所带来的后果。况且公正概念本身也包含着对社会稳定的保全以及与此相关的价值，换言之，对现行法律的恪守本身也就是公正概念的要求。第二种情况：虽是在法制国家，但法律已严重违背了基本的人权价值，甚至成了压迫民众的规范。在这种与公正概念根本冲突的法律面前，民众的不顺从便就是正当的了。如印度的甘地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反抗，美国黑人马丁·路德金对种族歧视政策的抗争等。公民公开的、非暴力的反抗的目的，在于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公正的法律秩序。第三种情况是在法西斯国家，民众不可能也不应当守法，除了暴力革命推翻专制政权之外没有其它出路。但是目的与手段的合宜性也是一项必须遵守的重要原则，例如对无辜平民的生命财产就不得伤害与破坏。然而上述三种情形往往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如何作出有效的区分便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苗民创制“五刑”应该是中国法律体系化的雏形。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的法律模式也在不断的体系化、完善化，由于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造成中国古代法律仅有刑法独秀的尴尬局面，法律发展的单一性也成为了当代法律体制改革必须重视的弊端。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新的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单一的法律体系已经不能应付大量的新生矛盾，人情，在这个时候替代法律解决了这一难题，从而新生了一句俗语——“私了”有矛盾不能。调和就要寄希望于法律去打官司来“公断”但是由于法律内容的，不完善和法律辅助机构的不完备，那些不能或者不必通过法律但是急需解决的矛盾就只能依靠一种非法律的手段来处理，如何“私了”人情的优越性此时开始体现的尤为突出并且无微不至，从解决婚姻矛盾的媒婆、家法、族规到解决商业矛盾的掮客、会馆；从解决战争矛盾的说客到解决斗殴矛盾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