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性选择理论
曹 芳: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中国政治学中的适用性分析
情况来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论个体主义似
乎较好的克服了前两个方面局限,更多的表现为更容易导向价值观个人主义[9]。方法论个体主义和价值观个人主义之间虽然不能直接划等号,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布坎南(J.M.Buchanan)坚决主张把两者区分开来。他在和塔洛克合写的《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一书的前言中就特别指出:“不应把方法论个体主义混同于作为组织社会活动的规范的‘个人主义’。前一种类型的分析,代表一种企图,要把所有政治组织问题简化为个人面对的种种取舍以及他在这些取舍之间做出的选择。他的‘选择逻辑’成为分析的中心,而不无需采取任何有关终极目标或标准的指引其选择方向的立场。相比之下,个人主义’作为一种组织规范,涉及到明确地接受某些价值标准”[10]。相对于方法论整体主义来说,方法论个体主义更容易导向价值观个人主义。从个体出发,并把个体作为科学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不是价值观个人主义。在把个体作为科学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的同时,过分强调个体的地位和作用,把个体看成是社会中至高无上的惟一主体,支配集体主体和整个社会主体,则是价值观个人主义。西方个人主义方法论占主导地位与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文化是相适应的。当把产生于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价值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用到解释异质于西方文化传统以”得考究。
人主义,即对结构和行为者到底谁为决定力量一直争论不休。中国的经济政治现实,更需要对社会“负责任的公民”,而非绝对自我的公民。如今,连偏爱个体人假设的经济学者也倡导“人类的趋社会性”,即是说,人类合作“可以被视为基于生存竞争的个体理性选择,随着所选策略连续地趋于合作,竞争着的一群个体就逐渐构成一个协调着的整体———‘社会的个体’”[11]。从现实来看,较之个人主义方法论,整体主义方法论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例如,历史制度主义就是一个例子。这似乎与中国政治学科较之西方整体发展落后,以及由此造成的中国政治学学者的思维定势有关,对此,丁学良指出:“西方社会科学之概念构筑的逻辑、方法、技巧,往往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形成的思维定势不一致,从而导致学生的误读,错用了一些分析概念”[4]。在中国政治学界,也有学者分析发现,中国学者更担心理性选择适用性,而不担心制度主义的适用性。景跃进、王国勤认为这是两者的方法论不同造成的,中国学者不适应方法论个人主义,容易接受方法论整体主义。“对中国学者来说,传统文化的集体主义、马克思的结构决定论、以及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道德主义倾向……使得接受理性选择理论则有可能存在文化方面和心理方面的障碍(例如,将政治领袖人物视为追逐私利的经济人常受到人们的质疑)”[12]。此外,几千年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政治行为取向的确有不同于西方的特异之处。翟学伟在《中国人行动的逻辑》一书中
认为“中国人的社会行为的取向始终是和家长权威、
道德规范、利益分配、血缘关系等四个因素联系在一起的”[13]。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运用于解释中国政治问题时,必须克服其传统理性选择范式中忽视甚至无视其他文明和文化的存在,盲目地把西方文化和价值推向普遍主义的危险倾向。正如查默斯 约翰逊对美国政治学界中的理性选择理论泛滥所做的批评那样,“在文化概念上理性选择理论完全是幼稚可笑的;与其说它超越了文化,不如说它仅仅反映了美国文化中的特有的地方偏狭主义(Parochi2alisms)以及像戴达卢思杂志(Daedalus)所说的‘美国的学术文化’”[14]。过度聚焦美国政治使得这一方法带上狭隘的地方色彩,这也致使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我国的适用受限。因此,从方法论角度说,个人主义特性影响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我国的适用性。
(二)对制度功能的限定具有单面性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修正了行为主义对政治价值的缺失,重视制度、程序本身的实质性正义,注重对什么是好制度的分析与判断,一般地说,、效率,,(包括调动)(,,而。在中国奉行“效率优先,”的利益分配原则和发展战略时期,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效率至上的制度安排,是非常适合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学家的强势话语地位,就是其体现。但是,在中国政府强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的现在,要求社会利益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当前,中国追求和谐社会建设,关键是社会利益在公民群体之间的公共分配与利益和谐的制度建设。因此,需要加强“贫富公民利益博弈的宪政机制”[15]的建设,为此,可以借鉴西方“新宪政论”的“平衡宪政”理论,而非自由主义宪政理念。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新宪政论对西方“社会科学中朝着制度主义的转向作出了贡献,并对……政治经济学的复兴起了很大作用。这是从制度设计者的角度研究政治和经济现象的一个纲领。”但是,新宪政论却“反对那种认为宪政的目标仅仅在于通过限制政府的作用和权力来保护个人自由的观点”,而是致力于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不仅要注意控制掌权者而且要关注社会问题明智的解决和公民性格的形成”[16]。可见,新宪政论是一种平衡主义的宪政理论。
(三)自身研究范式的不成熟性
批评者始终认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关于过于狭隘和简单化的人性假设和过于浓厚的功能主义色彩,削弱了该方法对许多现象的解释力。这使它无法解释一些内在化的规则(或者称潜规则),如一个人在周围无人的情况下仍然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也无法解释政治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无效率制度。与早期建立在“有限理性”基础之上的研究不同,近来一些学者从社会学制度主义吸收灵感,“更强调具体背景之下的‘有限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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