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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中国政治学中的适用性分析(1)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性选择理论

曹 芳: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中国政治学中的适用性分析

此相关的制度条件下的行为和结果比较(例如两

个管理机构和部门),而且有助于对不同国家相似制度的功能进行比较。实际上,该方法可以运用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研究西方发达国家主要的政治制度(立法机构、法院、选举和官僚机构)的功能,而且开始运用到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腐败、民主转型、革命)。因此,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作为一种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在社会科学中具有普遍适用性,同样适用于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转型的理论研究和政策设计有一定适用性,也适合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法律化的制度重建。

(二)为分析宏观政治现象找到了“微观基①础”

旧制度主义重视对政治现象的宏观、静态分析,把政治结果看成是一种“没有能动性的行动”,忽视了人的能动性。理性选择理论家“并不坚持认为传统的政治科学家研究的是错误的现象,而是认为,由于忽视了微观基础的逻辑,传统政治科学家以错误的方式研究正确的现象”[3],因此理性选择学派认为它们最大的贡献“在于系统的方法,由此得出有关政治行为的微观基础的命题”。与其他制度研究方法不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最大的贡献“在于系统的方法,政治行为的微观基础的命题],提供了微观基础”。分析的核心,,不仅,而且指出、意识形态在内的非正式制度,从而在政治学中将微观研究法和宏观研究法结合起来。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虽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理解制度对行为及政策的影响上,其最终的关怀却是在此基础上解决如何通过下一轮的制度设计来引导、约束人们的策略选择,从而实现预期的宏观结果。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整体还比较落后,不仅是缺乏微观基础、因果关系,而且还缺乏统一的学术规范。如谢韬等人指出:“就研究方法而言,今天的中国政治学,还停留在美国行为主义革命之前的状态。各个政治学系的课程设置以及科研经费的严重不足,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4]因此,对于中国政治学长期侧重对政治现象的“宏大叙事”来说,用系统的方法探究政治现象的“微观基础”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对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的重要启示。

(三)提供了研究经济与政治相互关系的新

视角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采用了一套典型的经济学行为假定,从微观经济学中不断地输入理论和方法,如博弈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运用形式逻辑的规则、数学语言和经济学概念来分析政治现象。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解释政治现象时把人的最大化偏好假定为固

定的、外在的,假定制度并不先于人类行动,不是范式解释中的自变量,只是一种“关键性、干预性变量”[5],因此更倾向于采用演绎推理的研究途径,提出一种先验的预期,运用博弈工具推理解释政治现象,并寻求经验数据的检验。将制度因素作为联结经济与政治的有效中介,研究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对制度的配置,非常重视制度的经济政治功能。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制度对政治学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制度研究的新思路,为政治科学的严密性和准确性做出了很大贡献。对于我们深化理解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引入有助于扩展中国政治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由此而推动了中国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通过“恢复政治学的制度传统,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基础上,就能够发展一套有说服力的政治学研究中的宏观理论”[6]。

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中国政治学中适用性的有限性

另一方面国内政治学界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研究还处于引介阶段,,这与[7,?从理性选择方法论,主要因为:

(一)方法论个人主义局限性②

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和公共治理不仅要协调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个人之间的权利关系,进行合理的制度配置,同时,又要协调公民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平衡的制度配置。在人性设定上,往往避免偏执于个人主义或整体主义,而是兼顾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形成了可以称之为“社会个人主义”[8]的人性设定和方法论。而且,这也是西方人性观念和方法论发展的逻辑必然。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社群主义等大致都是在社会个人主义的范围内,偏重于人的社会性或者偏重于人的个体性而已。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范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朝个体—整体主义方法论整合的努力,重视个人行为与制度的互动。尽管它的天枰仍然向个人主义倾斜,但显然比“社会原子论”深刻得多,后者主要强调“社会由个人组成”。那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主要局限体现在什么方面呢?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缺陷并不是简单划一的,在坚持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学者中,其缺陷有不同的表现。归纳起来,大致有3种类型:一是表现为把作为出发点的个体理解为孤立的个体、脱离社会现实的个体,忽略个体与集体的联系,忽视制度、社会对个体的影响和制约性;二是表现为只重视个体行为分析,不重视进一步延伸到集体行为和整个制度的分析;三是表现为过分强调个体的地位和价值,把个体看成是高于一切并决定一切的因素,走向价值观个人主义。显然,从实际

①关于微观研究法和宏观研究法的界定见海因兹 尤劳的观点。[美]艾伦 C 艾萨克著.政治学:范围与方法[M].郑永年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P230

②可参见拙作: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论评述[J].发于《学术论坛》,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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