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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诉求机制缺失下的农民抗争

政府的直接对抗,抗争依靠的是中央的权威。(于建嵘: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19】在羊村,学习法律小组成立后,除了学习法律知识外,还对村委会进行了一次“逼宫”,迫使村委会将征地的最终标准说出来,这也使得村委会的权威荡然无存,而这次事件之后村委会也退出了这个“四户吃一户”的行列,使自己的态度保持了中立,当村委会退出拆迁房屋的四户吃一户小组后,上级领导对村委会这种退出行为表示不满,认为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到位,发生才了这样的事情,村委会与上级政府之间出现了隔膜,对于羊村村干部在2010年的政治上的奖励也随之取消,农民的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此时习法小组的出现使得羊村的抗争行为很大的程度上超越了“日常抗议”所具有的“个体主体”抗争色彩,表现出了一定规模的集体行为,并且通过建立相互联系的稳定网络来实现了协调和计划行动。(于建嵘: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20】它也反映了乡村社会制度性权威丧失的程度和缺乏谈判机制而产生的对“组织性力量”的需要。

随着习法小组整合程度的逐渐提高,小组成员提出了参与村务会议的决定。羊村村民的由过去的对村集体事务基本是采取是不关心高高挂的态度变成积极的参与村委的会议甚至要求参加更高一级的会议,陈阿国更是要求自己的妻子每天到村委会去了解情况。羊村原有的乡村秩序在习法小组的不断冲击下逐渐的解构。村民的政治参与态度看是从消极被动转向了积极主动;参与的形式从“单打独斗”到了“团体协作”的过程。但是村民起初参加村务会议的动机并不是源于“国家主人翁意识”或者是“重义轻利”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个人利益逐渐被国家和集体利益剥离出来,甚至相对独立的情况下,如何保护个体利益日渐成为公民所关心,陈阿国也说:“如果不是他们搞鬼,我才懒的参加呢”。“利”逐渐成为当前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机制,蔡定剑也就此提到“利益因素更为了更为直接现实的因素”(蔡定剑. 2010.160,1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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