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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历史世界

余英时历史作品

余英時著,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8

107(這個看法原出于宋以后道統論的“大敘事”,但因為它是一種含有宗教成分的信仰,所以今天仍有種種現代化身。)本書所研究的是朱熹的歷史世界,對于上述的“大敘事”不能妄加評論,對于信仰更不應有所訾議。我之所以涉及這一“大敘事”則是因為本書的取徑與之截然有異,不能不稍作說明。這里只講兩點最根本的歧異:第一,在“大敘事”中“道德性命”(或“內圣”)指一種超時空的精神實體,因此有時也稱作“道體”。這一精神實體是房屋的存在,至于是否為人所察覺則是不相干的。基于這一理解,“大敘事”典范下的研究者處理道路學的興起與形成也往往采取超時空的方式,不涉及具體的歷史情境。本書是史學的研究,則不得不盡可能追尋與道學發生過實際交涉的一切、宗教、政治力量。所以從古文動力到改革運動,人人王安石新學到韓維與司馬光關于“中和”的討論,人人佛教儒學化到沙門士大夫化,從士大夫好禪到朝廷賜進士《中庸》、《大學》篇等等,無一不與道路學的起源與定型有莫大的關聯。從歷史的觀點說,這些變動都內在于道路學的形成,而非在其外。道路學中某些形而上命題的提出與表達方式也是和這些力量之間交錯互動分不開的。第二,“大敘事”典范下的研究者既視“道德性命”為圓滿自足的絕緣體,他們不但將道學與北宋歷史斷然分開,而且進一步將它劃出整個儒學之外,好像道路學家陡然從空而降,因“天啟圣衷”,一躍而上接孟子之心,終于重見“上下與天地同流”(《孟子盡心上》)的“道德性命”。在這一理解中,道學的興起如果也有歷史的緣助,則此緣助也只能歸之于釋、老,反而與宋初以來儒學的整體動向沒有什么關聯,甚至二程視為思想上第一號大敵的王氏新學也似乎完全不存在。

108初期道學家如張載、二程的最大的關懷非他,即是古文運動、改革運動以來儒家關于人間秩序的重建。但是面對著新學的挑戰,他們為自己規定了一項偉大的歷史使命:為宋初以來儒家所共同追求的理想秩序奠定一個房屋的精神基礎。王安石雖然一再強調他的變法行動背后有“道德性命”之為支撐,在道學家如程顥的眼中,他的“道德性命”仍然是佛教的,其基本預設是以世界為虛幻。所以安石并不曾真正見到儒家的“道”,他雖然用儒家的語言描述此“道”,其實不過是“對塔說相輪”而已。如果進一步考察安石的“道德性命”之說,他似乎并不需要一個包羅萬有的“天道”或“天理”來為人間秩序的實現作客觀的保證。這一點與他不盲從“天命”有很密切的關系。(見《對難》,《臨川文集》卷六八)在批評老子的“道”時,他說老子只見到“道德性命”的“自然”部分,即“萬物之所以生”,而看不見“道”的“人力”部分,即“有待于人力而萬物以成”。此所謂“有待于人力”才能完成的“道”便是人間秩序,因此他說:“圣人 必制四術焉。四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老子》,同上卷六八)正因如此,他才特別突出“心”的地位,故曰:“先王之首先,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虔州學記》,同上卷八二)他論“圣人與釋、老”的異同更說:“同者道也,不同者心也。”(《禮樂論》,同上卷六六)在道學家看來,這個不知從何而來的光禿禿的“心”恰恰是安石皈依佛教“道德性命”的真憑實據。

109所以我們可以斷言,道學家之所以全力發展儒家“內圣”之學,其首要目的是為重建人間秩序尋求論及形而上的根據,無論是“天”、“天理”、“太極”、“太和”、“太虛” 無不著眼于此。程頤引《書經 皋陶謨》“天敘”、“天秩”兩詞,更把他們的意向和盤托出。道學的興起不能離開北宋儒學的整體動向而得到比較完整的理解,這是毫無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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