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的丰满与独立,守着一个“独立自主”的做人原则,宁愿受穷,也要让灵魂得到安宁,以保持做“人”的本色。沈从文对此深有感触。当他来到都市,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时,他总是顽固地坚守自己的人生准则,用他那“乡下人”的那把尺,那杆称,衡量着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认为,一个人活着,不能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不拘拘于物质攫取和人世毁誉”,他就能“硬起脊梁”,走自己的路,他才会活得自由,活得充满朝气。这种人看来也许粗一点,野一点,但这正说明他“是个人”⑥正因为如此,“湘西人生形式”中,每个人都保守着这一份本色,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湘西少女形象。她们美丽、温柔、多情、善良、活泼、顽皮、天真。她们是自然孕育的完美产儿,是为自己活着的人。《边城》中的翠翠就是这样一个透明、清秀、真诚的少女形象,给人以无限的美感。她爱爷爷,尽量为爷爷分担辛苦,爱心总是战胜玩心。她的爱情是纯净的,超越了一切世俗利害关系在她这里,爱情需要的不是门第,不是金钱,而是从心里流出的热情的歌,“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对面山悬崖半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三三是沈从文笔下又一个可爱的少女形象。她长得很美,虽然在小说中我们并没有见过三三的面目,但是从碾坊外的小树林里飘忽的葱绿衣裳、母亲看到的苗条如一根笋子的身材、管事先生与白脸少爷眼里的“美人”中,我们依然可以清晰的看到三三的美。但她美之处并非她的外表,而是她那清纯、真诚、正直的心。她抑强助弱,喂鸡时总是驱赶那横蛮无理的鸡,直到妈妈代为求情方止;对于到潭中钓鱼者,三三有双重标准,每遇不甚熟悉的人,则高声警告,或求助于母亲折断他的竿子,当母亲照例代为讨情后,三三便静静地看着,心里记着数目,回头告诉母亲。一旦看到因鱼大且拉得不合适而折断了鱼竿的,便向钓鱼人咧着嘴发笑,并急忙跑回家告诉妈妈。如果钓鱼人是熟悉的并且讲道理,则一边坐在旁边看,一边向钓鱼人讲述别人折断鱼竿的笑话;三三从不羡慕别人的金子宝贝,她热爱自然,因为黄昏太美,便要母亲陪她坐在枫树下,送那片云过去再走;她与母亲在一起,才能够安安静静的睡觉,但有时却任性无理,明明与母亲都感觉女护士长得体面,但当听到母亲先说出来时,却又否认,其结论故意与母亲不一致。虽然三三的心智简单得有些可笑,但她的活灵活现,犹如美丽的珍珠,晶莹纯洁。
除翠翠、三三外,还有《长河》的天夭、《萧萧》的萧萧以及凤凰小城、苗家山寨、沅河流域的少女们。这些窈窕的形象,如清风,如阳光。我们无从知道她们的眼睛、鼻子、、嘴巴如何,轮廓怎么样,只知道翠翠“长得真标致,像个观音样子。”夭夭“乖巧谦虚,心性天真柔和、动人怜爱”,三三“很聪明、很美、长得不坏”,而媚金是“白脸苗中最美最风流的女人”。沈从文用笔极省简,似乎人间的词不足以涵盖她们的美,与其留下有限的印象不如留下无限的想象。但事实上,沈从文是有意为之,以为在他看来,美不在外表,而在心灵,在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因此,他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是不愈余力地表现她们身上的人性的。
二、湘西系列女性的神性美
沈从文笔下塑造的湘西少女的形象还是人性与神性的结合体,这是一个清新脱俗,意味悠远的女性神话世界。她们从外到内的形象特质,似乎都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月亮女神”以及由月神分化演变而成的女蜗、嫦娥、洛神和旱魅有着一脉相承的对应关系。神话女神所具有的劳动与美的精神品质在湘西女性身上都有生动的体现。女性身上神性的特质与她的人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沈从文生活在川黔湘鄂交界的湘西边鄙之地。一方面湘西边地奇险秀丽的大自然启迪着他的灵性。彼处山川灵秀,泛滥的“山精水怪”正是神话与巫鬼文化的温床。“苗族半原人的神怪观影响到一切人,形成一种绝大力量。大树、洞穴、岩石无处不神。狐、虎、蛇、龟无物不怪。神或怪在传说中美丑善恶不一、无不赋以人物。另一方面,楚文化虽作为一个断裂的文化形态大多消融在整个传统文化之中,但湘西特殊的地理环境也为我们保留了一部分活生生的楚文化的原生形态。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和庄子哲学的相对自由的思想观念,无不对沈从文的审美意识产生影响。尤其是庄子哲学中强化的自然观念培植他崇尚自然的人性和自然的生命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的审美情趣。尽管我们汉民族的传统文化把女性禁锢在神权、族权、夫权之下,但文学作品中还是留下了美好的女性形象,如屈原《九歌》中的“山鬼”、“湘君”、“湘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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