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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人物研究综述
化世太
(西北大学
[摘
应用社会科学系
陕西
西安710127)
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合作抗日局势转换的关键,由此实现了全民族一致抗日的
“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是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现笔者将具有代表性的论文观点撰

新局面。
写成文,有不妥之处,万望方家指教。
[关键词]西安事变
和平解决
作用
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开始容
纳社会各派力量共同抗日,成为扭转时局的
“枢纽”[1]
。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西安事变,近十年来,国内众多学者致力于有
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人物研究,对西安事变中的重要
人物有了不同的见解。
一、张学良、杨虎城陈玉娥指出:在西安事变的历史时刻,张学良在中共代表的帮助下,对内排众议说服少壮派过“左”要求,对外和蒋介石及南京方面的代表进行审慎谈判,在取得蒋介石联共抗日的基本保证后,即断然放蒋介石回南京,使西安事变得以尽快的和平解决,张学良不但发动事变有功,在和平解决事变方面,也是有功的[2]。张天社通过实证研究,认为1936年12月25日,在西安事变谈判取得一定成果,在南京停战期限的
最后一天,在西安内部严重分歧的时刻,在蒋介石下令撤兵
的条件下,张学良才当机立断,于当天下午送蒋介石回南京,
从而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3]。罗玉明、
温波指出张学良的态度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第一因素。为了避免内战,通过释蒋而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张学良力排众议,果断地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把西安事变引向和平解决的方向[4]。樊丽红指出张学良从决定发动事变之始,已有和平解决的想
法,而非受中共或外界的影响,事变的和平解决与张学良的
极力斡旋和巨大的牺牲是密不可分的。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体地位以及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他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首位倡导者和实施者的历史地位,是应该给予
充分肯定的[5]。
程利、王晓丹通过对杨虎城的个性分析认为,在怎样放蒋的问题上张、杨存在分歧时,杨虎城顾全大局,表示“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从而可知,杨虎城的同意与否,直接关系到蒋介石的命运和西安事变的结局乃至抗日的前途[6]
。罗玉明指出:史学界历来认为,在西安事变中,杨虎城希望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或借中共之手杀蒋,其实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杨虎城从事变一开始就有捉蒋后放蒋的思想。不过,杨虎城是有顾虑的,担心放蒋后,蒋会报复他。但是,由于形势的发展,杨虎城置个人生死利害于不顾,放弃了有条件放蒋的主张,慨然同意张学良及早送蒋回南京,促成了事变和平解决[7]
。二、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一历史性的决策,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充分发扬民主、集中集体智慧的结果,是使事变和平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朱慧敏指出中国共产党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对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前途做了科学的分析,分别于1936年12月15日和19日两次通电全国,对张、杨予以政治上的支持,坚持反对亲日派发动内战。同时,中共还发布了《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对蒋介石的态度及处置办法也做了调整,【黑龙江史志2009.24由“审蒋”变为“保蒋安全”以至主张“放蒋”。至此,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就确定下来,这一认识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并朝着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8]。程中原在文章中写到:张闻天于西安事变后曾多次主持常委扩大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西安事变的两种前途,确定“和平调解”与“防御战”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并于1936年12月21日提出六项条件,确立“放蒋”方针[9]。李义彬分析指出:在1936年12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集体讨论西安事变时,张闻天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党此前已确定的“逼蒋抗日”方针,他在会议没有赞同“审讲”、“除蒋”主张,并明确表示“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成立与南京对立的政权组织,“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
,“在军事上争取防御,在政治上采取进攻”,“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可以说,张闻天的这些思想为中共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奠定了基础[10]。袁本文认为,对周恩来在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没有给予足够的评价。西安事变爆发
后,周恩来提出不采取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立的政策及周恩来了解西安事变爆发后的局势,明确提出要保证蒋介石的安
全,逼其抗日,最终促成中共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确立,从而可知周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地位无人可代[11]。童广俊也持同样态度。周恩来主张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进一步完善了中共中央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作者进一步指
出,周恩来多方斡旋,努力促成国共和平解决事变并果断处理事变后的辣手问题,保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伟大成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不朽贡献[12]。刘杰认为任弼时率领红军,实施积极的军事行动,使中共不仅在政治上积极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且在军事上也起到了有力的策应和后盾作用,从而得出任弼时以其
特殊的地位所作出的特殊贡献是不可忽视的[13]。卜鼎焕认为,在西安事变后,叶剑英以参谋长的身份协
助张学良,杨虎城做好对付亲日派军事进攻的军事部署,积
极参加谈判和其它工作,对西北军、东北军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4]。苗体军认为,叶剑英在西安事变后侧重于军事方面工作。叶剑英以参
谋长身份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与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一起
制定了抵抗亲日派“讨逆军”的作战计划和军事谈判及其它工作。叶剑英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5]。李亮指出以中共代表身份常驻张学良公馆的红色使者刘鼎为东北军与中共共同合作抗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西
安事变后,他又协助周恩来妥善处理事变,为西安事变的和
平解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6]
。高中华、王双印一同样观点
指出,西安事变爆发后,刘鼎协助中共代表团开展调整工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积极奔波,在刘鼎的联络下,红军、东北
军、
西北军的会谈正式举行[17]。(总第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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