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发展史

为什么郑和远航中国未能称雄

中国特色的“郑和下西洋”，则为谨遵皇命，宣扬国威，大把花钱，“俾天子声灵旁达于天外”，妆点朝贡队伍纷至沓来，威德遐被，四方宾服，“际天极地皆王臣”的盛世门面；纯属封闭性的钦差任务，基本上沿袭一些成熟的航路，既无发展经贸的明确意图，也没有长远的外交政治目标；如果郑和冒险去开拓新航线、探索新境界，是有违使命，不可想象的。因此即便“下西洋”再重复七次、七十次，即便早上一千年，即便真的到过欧洲、澳洲、美洲和南北极，除了劳民伤财，徒费国力，何尝能够富民强国、促进社会变革和发展。

“下西洋”不仅经济效益阕如，政治上也没有明确有效的建立长远外交关系目标。郑和航海停止后，海外诸国与中国的关系马上就疏远了，“外藩贡使多不至”。

“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其中的质疑词“算”字讲得好极了。很多人以为“郑和下西洋”是开放的标志，如果不停下来，中国最可能保持海上先进势头，早早进入资本主义，成为走在世界前列的强国；其实是个大误会！

“郑和下西洋”和欧洲十五、六世纪走向海洋的热潮，是两类不同背景、不同意图、不同性质的航海事业。表面上可以比较高下，但内涵实质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

当时欧洲的航海热，因应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而起，在追逐商贸效果的利益驱动机制作用下，具有自由发展的创造性开拓功能，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

回顾历史，自从西汉武帝（公元前157-87年）垄断盐铁、创轻商、贱商、反商政策以来，中国社会民间商贸繁荣的景象，大多昙花一现般出现在政局混乱，监管松弛，民间活动自由度较大的“非常时期”。一旦大局底定，皇权巩固，就容不得“资本主义”发芽抽枝了。

鲜明对比的是，欧洲进行“地理大发现”的航海家们具有明确的经济目的。当时土耳其控制了地中海通往东方的传统商道。另一条从地中海经埃及由红海通往印度洋的海路，又控制在阿拉伯人手里；西欧基督教文化区的航海家们力图绕过东地中海地区的穆斯林势力，开辟到印度、东南亚、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的新航路，直接与他们做生意；而支持他们的国王们也期望从中获得巨额财富。

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西欧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是发展海上贸易的根本推动力；目标在于寻求新的财源，满足国库和社会的需要，特别是为新兴资产阶级事业开辟广阔的活动场所。

船队所消耗的财富，必然转嫁到人民的税收头上，中国本土经济包括最富饶的江南地区的发展被极其严酷的高税率所抑制；成为明朝政府和人民的沉重负担。由于国家支出过大，赋役征派繁重，有些地区农民揭竿造反了；永乐十八年（1420年）山东女子唐赛儿领导的起义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支。如此大规模消耗性的郑和航海活动根本不可能无休无止地持续下去，注定要招来皇帝反悔和统治集团内部纷纷指责，无以为继，沦为绝响。

非同凡响的“郑和下西洋”，毕竟显示了中国人的高度智慧和能力；但无论从国家、民族，以至郑和本人和全体航海勇士们的命运看来，皆以沉痛不堪的历史性悲剧收场；如同一部华丽壮阔、凄美浪漫的史诗长卷，诉不尽神州中华反人性、不长进的自作之孽大格局中任谁也躲不过去的沉沦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