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第2期
型的商式铜器,形制与纹饰具有浓厚的商器
风格[19]。所以正鼎、中臣登鼎的时代应为商代
晚期。
素面圆鼎(M3∶11),器体偏薄,纹饰简
陋,仅沿下突出6个简化涡纹。其形制与殷墟
大司空村M239出土的铜鼎相近,铸法也相同。
功能也应与大司空村M239的鼎相同,可能为
明器[20]。时代也应相当,为商代晚期。这种简化
纹饰的鼎在陕西甘泉县出土有简化兽面纹鼎3
件[21]、武功梁家堡先周墓葬出土有简化兽面纹
鼎3件[22]。
鸟父甲鼎(M3∶1)与竹园沟M13出土的西
周早期的铜圆鼎(M3∶14、15)形制上较相似。
口沿下的夔龙纹和鼎足部的兽面纹又与竹园
沟的铜圆鼎有差别。其形制、纹饰与殷墟四期
帝辛时代的戍嗣子鼎(HGH10∶5)相似[23]。所以
鸟父甲鼎应为商代晚期。
扉棱鼎(M3∶2)与戴家湾出土的西周早期
的直棱纹鼎(D·28M10·005、006、007、008)相
似[24]。但是在石鼓山M3内结合其他出土物,
该扉棱鼎应该与铜禁组合归为一类,因为鼎
上的夔龙纹、直棱纹与1号禁相似,高大的扉
棱与户彝、户卣相近;另外器物的整体造型
大、器壁厚等外在宏观的特征都比较契合。所
以该扉棱鼎的时代应与铜禁组合相同,为商末
周初。
(3)铜簋组。M3出土铜簋6件,其中4件盆
式簋形制大小略相同,其他为方座簋、双耳簋
各1件。
盆式簋(M3∶3、7~9),与石鼓山M2出土
的盆式簋相似,应为同一时代的产物,流行于
西周早期,所以此4件簋的时代也应为西周
早期。
双耳簋(M3∶10)与石鼓山M1出土的铜簋
(M1∶4)相近,与戴家湾出土的西周早期的甲
簋的长乳丁纹相似,因此M3∶10双耳簋的时
代应为西周早期。
方座簋(M3∶27)上纹饰较特别,如圈足
的四瓣花纹多见于殷墟四期;方座上的象鼻、
人面、两足的凤鸟纹少见,艺术性极高,与西
80周的凤鸟纹有较大差异,有商代风格。再有结合M3同出的器物来看,腹部的直棱纹与1号禁、户卣、扉棱鼎等都较契合,应为同一时代。所以该方座簋的时代应为商末周初。(4)铜卣组。M3出土铜卣6件,两两一组,各组纹饰形制相同,大小差异。户卣2件,在铜禁组合已有叙述,其时代为商末周初。父乙卣(M3∶13、30),与殷墟四期雷纹卣(GM1015∶4)相似[25],又与陕西宝鸡扶风上宋乡红卫村出土的商代晚期的连珠纹卣2件[26]相似,也应为商代晚期。另外2件卣,均为凤鸟纹卣(其一为M3∶17单父丁卣),其形制和纹饰与户卣相似,一处不同在于提梁两端的兽首不见掌形角。时代应与户卣接近,应为商末周初。(5)其他礼器组。父癸爵(M3∶12)的形制、纹饰与殷墟四期贞爵(GM1572∶2)相似[27],该爵的时代应为商代晚期。觯(M3∶98)与竹园沟M7出土的父己觯(BZM7∶9)相似[28],不同之处在于觯(M3∶98)颈部饰蕉叶纹,具有商代纹饰特点,时代应稍早,

故该觯的时代为商末周初。癸盘(M3∶31)与殷墟二期的蟠龙盘(M18

∶14)、鼓寝盘(SM539∶20)较相似[29],但是癸盘腹稍深,与殷墟二期的盘腹稍浅有所不同,在形制、纹饰上有殷墟盘的风格。另外与竹园沟出土的西周早期的父辛盘相似(BZM13∶25),又有说父辛盘的时代为商代晚期[30]。综合考虑盘的时代应在商代晚期。父甲壶(M3∶16)与竹园沟出土的西周早期的父己壶(BZM13∶24)相似,但是父己壶与父辛盘(BZM13∶25)组合同出,时代应相当,应为商代晚期。另有父甲壶的圈足纹饰与殷墟卣圈足纹饰相似[31],因此父甲壶的时代应为商代晚期。父癸尊(M3∶14)与扶风上宋乡红卫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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