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论文

五听制度

对西周“五听”制度的看法

“五听”是指中国古代司法官吏在审理案件时观察当事人心理活动的五种方法，是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的简称。这种方法始于西周，在《周礼·秋官·小司寇》中有记载：“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根据注释，辞听是“观其出言，不直则烦”即观察当事人的语言表达，理屈者则语无伦次；色听是“察其颜色，不直则赧然”即观察当事人的面部表情，理屈者则面红耳赤；气听是“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即观察当事人陈述时的呼吸，理亏则气喘；耳听是“观其聆听，不直则惑”即观察当事人的听觉反应，理亏则听觉失灵；目听是“观其眸子视，不直则眊然”即观察当事人的视觉和眼睛，理亏则不敢正视。自西周起，以后各朝各代均将“五听”作为刑事审判的重要手段，如《唐六典》规定：“凡察狱之官，先备五听。”明时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及曵缟从公（袁可立）于吴门，以迈种劝勉，无取刻深，故公之五听以简孚称。”这足以说明“五听”制度在中国法制史上的重要性。

“五听”作为一种司法制度，有其合理性。首先，以五声听狱讼，要求法官亲自坐堂问案，面对面地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并观察其表情和神色，这有助于通过比较分析和综合判断，准确查明案件事实，也使审判更为直接。其次，“五听”制度以人的感性认识为基础，进而上升为理性认识，运用事理、情理和逻辑推理对案件进行判断。“五听”总结了审判实践中一些有益的经验，其内容含有一定合乎审讯学、心理学和逻辑学等的正确成分。它的出现表明法官已经注意到用司法心理分析问题，并将其运用到司法实践之中。通过总结以往的司法经验，五听制度在当时对于司法审理有了很大的帮助。语言表达的语无伦次；面部的面红耳赤；呼吸的气喘；听觉反应的失灵；目光的不敢正视。即由于慌张语言没有条理；由于心虚脸红耳赤，气息急促；由于过于关注与对方辩论、争执、阐述自己的观点，而不在乎对方说什么；由于说假话而不敢正视他人的眼睛。确实，对于大多数罪犯或理亏者，不经意间都会有上述行为而被法官察觉。最后，“五听”制度对古代司法官提出了较高的标准，要求其必须具有较强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以“体察民情，通晓风物”，做到准确判案。这对于提高法官的整体职业素质有帮助。

但是“五听”制度也不免有其局限性。五听制度从其科学性来说还有待商榷。语言表达能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人长期以来形成的能力，好像和是否理屈没有太大直接的关系。有些内向不善言辞的人可能就比较吃亏，而也有那些当着公众场合说谎却言通句顺语畅的人。而面部表情的面红耳赤也不一定是由于心虚理亏，一些易怒易急躁情绪不稳定的人就容易脸红，而且在争论时很可能正义的一方由于正义感的趋使而愤怒造成情绪激动；而气息急促、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也可能由于其他原因过于激动或紧张造成；至于不敢正视他人的眼睛，这一点正义的一方往往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有一些“天生犯罪人”特别善于伪装，他们无论是在审讯还是在对人对质时都面不改色心不跳。总之，因为受审人的情况各不相同，对他们在受审时的表情，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依靠已获取的各种证据加以比较印证，才有助于辩明其思想动机，从而采取相应的对策来促使其如实供述。如果仅凭“五听”，只根据受审人的表现来确定案件事实，不一定公正合理，易造成冤假错案。后周时的苏绰则认为：好的司法官应当“先之以五听，参之以验证，妙睹情状，穷鉴隐状。使奸无所容，罪人必得。”尽管他指出了要“参之以验证”，但把通过“五听”，借察言观色来“穷鉴隐状”，难免事与愿违，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窠臼。而且，“五听”制度过于强调司法官利用察言观色对证据作出判断，具有较大的任意性和盲目性，很容易导致主观擅断、造成冤假错案。“五听”制度还是基于法官的主观判断下做出的决定，并无实际证据的支持与适用的普遍性。其次，“五听”制度过分依赖司法官的高素质，而在古代整个司法官群体素质不高的情况下，这一制度往往很难切实发挥积极作用。法官受贿，司法不公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最后，“五听”制度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