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介与中国三十年现代化
现代中国新闻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在进化、进步的思维罗网中编织一套叙述自己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话语。今天,进化论仍然是新闻学研究,尤其是新闻史研究的支援性观念。可以说,不理解进化论及其所展开的“进步”观念,就无法理解现代性,也无法深刻理解所谓现代中国新闻思想。因为,“进步”、“发展”,乃至“革命”、“斗争”,这些观念无一不与进化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就是进化论的结果与延伸。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进化论观念进行一番穷源竟委,不仅是学术思想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还可能丰富、深化、反思新闻学的思想脉理。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的“现代”概念,在编年史的意义上使用,大体时间分界为1918至1949。也在现代性的意义上使用,与传统性作对照;“新闻史书写”则涉及史观等更宽泛意义上的新闻思想问题。
一、“天演”与“公例”:进化论与现代中国学术思想中的普遍进步图景
西方汉学家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认为,中国固有的思想脉络与问题,决定着中国现代思想的发展和对西方思想的选择与回应方式,“文化传播是一条双轨线,它同时取决于输入的观念的有效性和促成这种输入的内部刺激的广泛性。二者中任何一方都不可或缺。”
[2]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我们在考察现代中国思想界对进化论的接纳时,既需要考虑中国思想传统的内在脉络对进化论选择的可能性,也需要探讨进化论本身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适应性,两者须臾不可分离。
进化论能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与严复的系统翻译和引申阐发有大关系。严复在19世纪末对西方近代思想作了多方面的输入,其中,进化论是他用力最多的西学之
一。尽管严复充分了解作为生物演化学说的进化论,即达尔文的进化论,但他的兴趣并不在这一科学理论和知识的层面。这一点从他翻译《天演论》而非《物种起源》即可看出。而严复译书在品种选择上的反复踟蹰,早已为研究者揭示。在《天演论》的案语中,严复对斯宾塞推崇备至:“斯宾塞尔者,与达文同时,亦本天演著《天人会通论》,举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贯之,其说尤为精辟宏富。 乌呼!欧洲自有生民以来,无此作也。”
[3]在《译〈天演论〉自序》中,严复同样毫不掩饰对斯宾塞之钦慕:“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4]
较之达尔文主要关注于自然领域的物种演化及其规律,斯宾塞将进化论更多运用于社会领域,强调竞争在社会进化和发展中的作用。这种思路,与严复以“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进化论观点论证救亡图存、自强保种的历史必然性,显然比较合拍。由此可见,严复关注的并非进化论的科学内容,而是它普遍的社会意义和启蒙意义。后者同样是进化论在种种“科学理论”中被国人优先选择并广为传布的更深层原因。
《天演论》问世之后,不期然成为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进化论的教科书。时人评价“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5]杜亚泉称,“社会事物之变迁,几无一不受此学说之影响。”[6]梁启超断言:“夫进化者天地之公例也,譬如流水,性必就下,譬之抛物,势必向心。”[7]“进化之大理不独人类为然,即动植物乃至无机世界亦常有进化者存。”[8]鲁迅注意到无论新旧派人物皆言进化论,“喜新者凭以丽其辞,而笃旧故者则病侪人类于猕猴,辄沮遏以全力。”[9]胡适后来也回忆:“数年之间,许多进化名词在当时报章杂志的文字上,就成了口头禅。无数的人,都采来做自己和儿辈的名号,由是提醒他们国家与个人在生存竞争中消灭的祸害。”[10]“适之”二字明显打下那个崇尚进化时代的烙印。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家们,从严复、梁启超、胡适,到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都不同程度地崇奉过进化论。(张汝伦,2001)
在现代中国思想和学术中,进化论不仅为经验论的自由主义者接受,同时为唯物论的信奉者接受;不仅为改良主义者所接受,也为革命者所接受。进化论成为超越现代中国不同政治派别和思想流派的共同知识基础与价值预设。有学者发现,进化论所蕴含的核心观念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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