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治转型与社区重建——后税改时代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变革
社分开,将政府的体制性权力收缩至乡镇,这初步形成了“乡政村治”的体制和模式。另一方面,在我国,村民委员会不仅仅是一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还兼有国家管理层次中最基层一级组织单位的特
点④。从村民自治兴起的背景来看,它是人民公社
体制废除后国家霞新将农民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因此,国家首先考虑的是村民自治组织,而不是村民自治本身。在制度设计层面,国家制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而非“村民自治法”。在国家宏观性体制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前提下,村民自治组织不仅要处理属于自身范围内的“村务”,还负有协助政府办理诸如传达、贯彻国家政策、法令,落实政府计划和农民上交税款等诸多政务的任务和要求。在“行政吸纳社会”的背景下,村民自治组织承担政务的比重越来越大,在实践中往往成为政府的“一条腿”,以至于出现“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现象。
2.从内在机制及民主实践来看,在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个民主”当中,民主选举往往受到较多关注,人们对其投入的精力也最多,而后三者发展则相对不足。在监督和制衡机制缺失以及缺乏群众持续性参与的条件下,村民自治在实践中容易变成“村委会自治”或“村干部
自治”,普通民众和乡村民间精英难以很好地被吸
纳和整合进乡村治理机制当中,从而严重影响民主发展的动力和后劲。
3.从组织与管理体制来看,“村社合一”,“政经不分”。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中,虽然国家要求“政社分开”、“政经分离”,然而除少数地方在建立村委会的同时成立农工商综合公司或村经济联社等社区集体性经济合作组织外,绝大多数地方仍然实行“村社合一”体制。“政社不分”和“政经合一”致使村民自治性质偏差及组织功能偏离。不仅如此,在一定意义上,村委会组织体制建立和存在的基础依赖于对土地等集体性资料与财产的控制和占有,集体土地的产权关系决定着村委会的权力边界和管辖范围,对外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人们通过承包土地确立起与集体的成员关系。随着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及社会分化,村民的流动性加强,在一地长期居住的村民不再是世代聚居的本村村民,因此,传统封闭的村委会体制很难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
4.后税改时代村民自治面临新的挑战和困境。
万
方数据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经济社会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村民自治的财政基础、组织功能、体制环境均发生了
根本性变化,在实践中也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与新挑战,突出表现在村组规模扩大化、乡村社会
“离农化”、“空心化”以及乡村治理机制的进一步行
政化。第一,农村税费改革后,各地加大了乡镇精简和撤并力度,推行合村并组的改革,造成村组规模的扩大化,村组干部人数进一步减少。第二,随着农村“三提五统”等税费的取消,村级财力失去来源和基
础。尤其是在集体经济薄弱、村级负债沉重的村,随着企业改制和农村税费改革的推进,村级“空心化”
趋势明显,出现了大量的“空壳村”、“瘫痪村”以及
“重点观察村”,难以有效为村民提供基本公共产品与服务,对农民群众缺乏吸引力和凝聚力。第三,农村税费改革后,村干部“工资”一般从上级转移支付中列支,这不可避免地加重了村组干部对上级的依赖性及其行政化倾向。此外,村组干部与农民群众之间缺乏一个有效的沟通和联系机制,“离农化”、
“行政化”趋向突出。
随着改革深入进行,农村处于分化与重组当中。农村市场经济发展使得村庄的开放性、流动性进一步加强,制度肇垒的松动也为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和配置敞开了大门,人们的社会身份和地
位也处于不断变动当中,传统的村组体制日益难以将分化的社会力量重新整合起来,因此迫切需要构建与分化、流动、开放的社会相适应的乡村治理机制
和社会整合机制。
二、“撤组建社”:乡村社会的再组织
2l世纪初,我国开展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2001年,江西省开辟全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第一块“试验田”,其农村社区建设经历了一个以乡镇和行
政村为重点到以自然村为重点的探索过程。其后,湖北省秭归县等一些地方为解决农村税费改革后农
村公益事业“无人管事、无钱办事、无章理事”的难题和困境,改革传统的村以下的村民小组建制,“撤组建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探索新型的农村
基层社会组织与管理体制。在试点示范带动和政府
推动下,农村社区建设试点范围不断扩大,在实践中
逐步形成“一会五站”的江西模式、“以城带乡”的胶
南模式、“撤组建社”的秭归模式、江苏太仓的“12345”工程以及“城乡一体化”的义乌模式等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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