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理论创新与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

　《当代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　

不仅未对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反而造成了资金的浪费,甚至引起银行的亏损和高负债,致使银行经营风险加大,且弱化了货币政策的效力。就第二个条件而言,罗斯托还具体分析了主导部门次序的变化,起飞准备阶段的主导部门是饮食、烟草、水泥等工业部门;起飞阶段的主导部门主要是非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如纺织工业等;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的主导部门是汽车工业;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主导部门是服务业。这一点显然与中国的情况不适合,因为我国重工业和制造业为主导部门的发展阶段基本上已经是改革开放以前的事了,起飞阶段的主导部门是汽车工业和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服务业,还有某些重工业,但已摆在后面了。不过,我国沿海的某些地区确实是以纺织工业为主导部门实现经济起飞的。总的来说,我国的情况是,这几个阶段是非常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了,使得经济的结构性变化更为复杂化。第三个条件可以说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从最终根源来讲,中国二十年多来经济社会的发展,确实是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但是,,个条件:第一,必须存在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第二,必须有规模经济。第三,需要大量的资金、技术、机器设备、人力等要素的供给和必备的基础设施,即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投资和生产环境,才能吸引厂商、技术、人才的进入。从第一个条件来看,中国的(国有)企业领导者大多是受传统体制影响的“官员”,而(民有)企业也普遍处在家族制企业发展阶段,我们的企业家需要到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去培养。从第二个条件看,我们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仍然受到市场分割和体制因素的限制,而且,这种限制有合理性的一面,即有利于保护环境和维护社会稳定。从第三个条件看,我们不仅是基础设施等硬环境、经济环境比较差,而更重要的是社会文化环境、政策环境等软环境较差,难以吸引更多的投资,特别是人才。这里的最突出的表现是行政垄断、乱收费和办事效率低、信用危机等。

　　二、深层原因:根植于中国土壤的自然、经济和社会背景

　　已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并不完全适应我国的实际情况。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国情不一样。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它

的发展目标决不只是通过工业化走上一个普通的现代化发达国家,而是一个世界强国。这决定了它有超前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性质。我们在原始积累阶段(国有化、集体化),就通过集中的计划经济,初步完成了重工业化。我国五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成就是巨大的。同时也不能不承认,由于走了一条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造成产业结构与城市化的巨大反差,第三产业和城市人口比重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这种状况影响了我国的城市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影。因此,,我们一方面发,,另一方面,,其产业结构的变化就不一定符合罗斯托所概括的主导部门次序变化的规律。

2、发展的基础不一样。五、六十年代以前,工业化几乎可以说是现代化的同义词,因而发展也就是工业化,资本、资源是最重要的发展基础。而当代,人类已进入一个信息化、知识化的新时代,资源对发展的限制作用相对弱化,资本流动性高,也相对充裕;相反,科学技术、知识和人才日益成为最重要的发展基础,也成为吸引资本流入的基础。在这种新的发展基础上,经济发展必然会有新的特点、规律和要求。例如,我国当前高数量、低素质的人口与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矛盾就比较突出。在这里,我们只好采取了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限制人口城镇化的办法来维护和支援城市和城市工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这是我国城镇化水平偏低而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比值相对较高的主要原因。同时也造成了明显的城乡差别,而这种差别又在新经济的发展基础———知识和智力上显得更为尖锐。

3、制度基础不一样。罗斯托的经济起飞论中的

三个条件之一是要有制度的变革。可见他是强调制度创新的。首先,我们是通过国有化来完成资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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