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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历史地位的变迁及其原因分析
袁!媛
(海南大学法学院"##$级民商法学专业!%&###)
!!内容摘要:在封建历史上,中国的商人阶层并不是一直生活在事本抑末人价值的重新审视使得商人自己对自身的价值也有了新的认识,他们日趋自淡薄名利、安分守己也是传统道德观念的一向要求,人们的消费欲望被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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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阴影之中。先秦时期尤其战国中后期,商业活动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和认信、自尊,不再觉得通财贾货是丢人的行当,甚至出现了“良贾何负闳儒”到最低限度,所谓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以追逐利益最大化为终极目可。自商鞅变法后,商人方才走向了上千年的被动和抑郁。两宋以后尤其明的傲慢。这是以前的商人想都不敢想的。标,容易见利忘义的商人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必然是被否定的。同样,在两清时期,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论受到挑战和质疑,士商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二、宋尤其明清时期,商人地位的提升即传统的“士农工商”关系发生变化亦基于商人在中国历史上沉浮的原因分析
+商人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社会的再次认同和尊重。不论是沉是浮,经济因先秦时期中国商业的短暂辉煌为商人赢得了统治者的尊重和认同。然以下几点:
素、统治阶层对待商业活动政策的变化以及文化背景都是其主要诱因。"*“利以义取”的新观念。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及统治阶级对待商人政而秦汉以后封建专制制度的确立、成熟及皇权的日趋至高无上使商人渐失了关键词:士农工商;新四民论;地位变迁;原因分析策的变化,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念也受到了质疑。人们发现真正的大儒并不耻政治上的依托。战国中期以后,在传统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业封一、商人历史地位的变迁《论语》中就讲:“富贵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真正为传建主阶级,战胜了商业高利贷主阶级,从经济到政治占了上风,并建立起个体于言利,提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商人阶层,人们容易惯性地认为他们是生活在重农家庭的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统心理所不容的仅仅是“为富不仁”,只要“利以义取”,并且有“穷则独善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基础是抑商政策下郁郁寡欢的一群。实际上,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他们在几千年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赖以存在的牢固根基,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商人一样可以而且也应该受到社会普遍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将会对其产身,历史长河中也经历了一番起落沉浮。秦汉以前,中国社会有过相当发达的商生破坏作用。由此,对商业经营本身也逐渐要求越来越高的知商人又在经济上不幸得到了必须受到压制、打击的理由。尊重。随着商业活动的日益频繁,品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秦汉之后的漫长历史时期,商人在中国其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走向长时期的抑郁绝非偶然。两宋之后、’(世纪的陆树声在《赠识水平,商人也相信儒家的道理可以帮助他们经商。尤其明清时期社会上一直都很活跃,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较低,处于四民之末。直到’(世士农工商之间关系的调整,(士毅)暨配陆太淑人合葬墓志铭》中说:尤其士商关系的变化背后亦有其原因。不论被轻中大夫广东布政司右参政近松张公纪传统的价值观念出现了松动,两宋之后尤其明清时期传统的“士农工商”四视还是受重视,“(士毅)舍儒就商,用儒意以通积著之理。不屑纤细,惟择人委任赀计出商人阶层地位的变化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因素:
4民论受到批评和质疑,商人地位得到了提升。入。”由此,商人自己也对儒学发生了兴趣。明清之际“弃儒就贾”成为一(一)经济原因
先秦儒家并没有明确的重农抑商思想,相反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统治者“贱商”观念受到严重的冲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这是商人阶层长期处于四民之末的经济种普遍趋势。传统的为了发展经济而保护商业的史料。战国时期的《市法》中,出现了把市场商贸根源。我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小农社会,其他社会因素人们世世代代守着自己的田(四)和国家强弱联系起来的思想:“市者,百化(货)之威,用之量也。中国能则宅日出而作、在此主要是指商人阶层的地位在明清时期得到明显改善的一些其他社日落而息。长久静态的发展必然酝酿出厚朴踏实的风气、尊卑(利)市者强,小国能则利市者安……诸侯财物至则小国富,小国富则中国有序的秩序、它们不是深层的驱动力,但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均平俭朴的民俗,从总体上来看少有繁荣的商品经济丰富人们会条件。与前三点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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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大工商的生活,(强)……”。当时在齐楚秦赵诸国兴起了许多商贸中心城市,又是不可或缺的。主要有:但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却使得人们满足于自己的生活状态,有
主活跃其间。社会上所讲的重义轻利也大多针对统治者的作风品性,是对贤利于维护社会整体的稳定和安宁。这也是统治阶级所期望的。社会的稳定’*镇压农民起义、筹措军饷的需要。明朝末期,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人道德上的要求,而非反对商贸活动和工商业。各级政府搜肠刮肚苦无良策。当时他们意味着统治的稳定,社会的动荡必然会使当权者感受到威胁。因而,坚定的涌。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筹措军饷,
“事本禁末”的主维护这个经济基础,公元前$%)年的商鞅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称贷既多”,“粮饷之费,委果缺乏,计无所措”。但是“重科贫排斥、打击对其不利的一切成为统治阶层的必然选择。“库藏渐竭”
张。商鞅主张以“农战”强国,把“商贾之士”“技艺之士”与“诗书谈说之“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又是危险的:“贫民则穷困已极,势难复征”,“夫民已贫而敛不休,是驱之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民”
("’),士”、“处士”、“勇士”一起,列为削国弱兵的“五民”。他认为“治国能搏民力一个革命的要素,。不仅无益于治,反而助长叛乱。在这种情况下,王阳明要求改……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商业不同于农从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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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这是中国重农抑商政策的渊源所业,主张“商贾流通”,制定税法,“立厂盘掣”,“照商人亦不同于农民。农民质朴而商人机变,农民数十年如一日而商人要变过去禁商禁贩的被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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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只不过后来的统治者们意识到完全地禁止商贸活动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现求不断的推陈出新,农民安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终老一村,而商人要求尽量例抽税”)以解决军饷的不足,并且有利于政治的稳定。实的,就采取了“事本抑末”的做法。无疑该政策在后世得到了坚定的执行和广阔的商业市场,他们经常需要“远离父母,别妻子,离乡井,淹岁月,归来无"*中国人口的激增。中国人口从明初到’)世纪中叶增加了好几倍,而
-贯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进士的名额却并未相应增加,因而考中功名的难度越来越大。’(世纪时”“周流天下”。这些天然的差别决定了商人的特性必然是重实际而非举人、
("+)’*对有利可图的工商业收归官营,禁止民营。管仲在《管子 海王》篇好冥想的,活跃的而非倦怠的,跋山涉水的而非足不出户的,雄心勃勃的而非时已有人明白指出:“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十之九。”因而放弃
中提出了“官山海”的主张,即由国家“谨正盐策”并实行“铁官之数”,由封建安贫乐道的。而这些是与其生存的小农经济背景格格不入的,必然会被统治仕途,改业从商的趋势一天天增长是必然的。商人在世人眼中不再是难以启#
商鞅变法实行“壹山泽”。汉武帝时实行盐铁者视为危险的革命力量而遭遇不遗余力的压制。王朝直接控制盐、铁的交换。齿的末业,相反成为很多人成就人生大业的康庄大道。
官营。此后历朝历代官营禁榷的范围不断扩大,到明清两代已经发展到盐、"*商品经济的呼唤。这是商人地位得到提高的经济动因。安史之乱和$*明清之际的政治变迁。在清初,不仅“士农工商”的传统四民排序发铁、酒、茶、铜、铅、锡、硝、硫磺,甚至瓷、烟草、大黄等等,均统统列入官营范唐末农民大起义彻底摧毁了士族门阀制度,均田制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而在生了变化,甚至还可以看到士不如商的说法。明遗民归庄(’(’$-’(&$)在围。为了维护国家专营的利益,历代朝廷还制定了严刑峻法打击与朝廷争夺动乱中崩溃。为了保证土地上的税收,只注意土地是否登录在版籍上以便《传砚斋记》中说:“士之子恒为士,商之子恒为商……然吾为舜工计,宜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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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的商人。“履亩而税”,不再干预土地归谁占有以及占有的数量多少,“不立田制”“不于商,而戒子孙勿为士。盖今之世,士之贱也,甚矣。”归庄在这里劝人"*对商人人身权利的随意限制和剥夺。《秦简》中规定商人、客旅、赘抑兼并”成为两宋统治者的明智选择。土地的频繁流转引起主体地位上下波从商勿走仕途,政治因素是不容忽视的。顾炎武作为明朝遗民的领袖当时也
("()婿、后父是人身权利受到限制的人,商人可以被无故地与罪人一起发配。西动,过去土地国有制下那种几乎是世袭的、凝固不变的等级差别受到了剧烈是据相关史料记载,不知名人士弃儒就贾的更是“垦田度地,累致千金”
汉初年订立“七科谪”的法律,即“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冲击,这一变化对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影响十分深刻。最终土地私有制的确为数不少。明清之际的政治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新四民论的形成,更重
%.所谓“市籍”即商贾名立为商品经济和债法的发展突破了所有制方面的传统防线。传统的自给自要的这样的变迁也大大有助于消除传统四民论的偏见,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使社会其他阶层尤其
籍,国家可以随时把他们发配充军。汉文帝时,“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足的小农经济一旦遭到破坏,商品经济就很容易呼吸到足够的氧气发展繁是士大夫不再毫无分别地对商人抱着鄙视的态度。锢不得为吏”。唐《选举令》也规定:“身与同居大功以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荣,它的发展必然会引起社会观念上的更新。在南宋以及明清时期我们都可+*明清商人成功的示范和诱惑作用。明清之际我国出现了两大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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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者不得仕”;北魏律中则有“工商皂隶不染清流”。直到明清时代,商人子以看到大量的颂扬商品经济、要求提高商人地位的言论。明朝王阳明认为晋商和徽商。晋商作为商帮之首,其事业尤为辉煌。它的商业网络遍布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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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仍须数世以后才被允许参加科举。这种歧视、打击商人的法律几乎延续商人“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贤”,四民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无高下之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并延伸到整个北亚地区。到了清代更是上通清廷,下给了整个封建社会。分。只要“尽心”做好自己的本分,就都是值得尊重的良民。王阳明彻底打破官绅,商路达数万里之遥,款项可“汇通天下”。从蒙古草原的骆驼商队到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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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宦游而耻工贾”的虚伪的价值观念,以儒家宗师的身份对商人的州起锚出海的商船,从香港、加尔各答,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征收高额赋税。所谓“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汉武帝时颁了世俗上
得堡,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这些是那些每天循规蹈矩,或入朝为官或“夫商贾逐什一之利,别父母,布了“算缗令”“告缗令”,用征重税和鼓励告发漏逃税的方式对不如实呈报社会价值给予了明确的肯定。清代文谨也说
胜多为饥寒所驱,经商异地,情至苦,事至艰也。若国家不为体恤,不为苦读经书的士大夫们想都不敢想的。商人事业的成功对于苦苦博取功名、财产数额的富商大贾发动全面攻击,其财物、奴婢、田宅被没收的以千万甚至离乡井,
选择施则小者无以觅蝇头微利,大者无以展鸿业远图……是故商者,亦一国富负难料的他们无疑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和指引意义。放下陈腐的偏见,亿万计,中等以上商人皆陷入困境,纷纷破产。这几乎是历朝统治者都会采保护,
1展天地更为广阔的另一种人生是明智之士的理性选择。显而易见,经商成功取的“寓禁于征”策略。强之所关也……谋富强者,可不急于保商哉!”
有可能成为他们“闻达于诸侯”的另一种途径,商业不再是被世人所鄙弃的末+*服饰及其他方面的侮辱。汉代刘邦时期颁布“贱商令”,规定商人不(二)政治因素
业。得衣丝乘车。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据《太平御览》卷八二八载《晋令》载:’*重农抑商的政策。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商人在统治者眼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几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促成了商人在封建历“侩卖者皆当着巾白贴,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又中是一群存在着不安和威胁因素、必须予以压制的异类。“重农抑商”政策便
商人地位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活跃、政策的支持密不可据《齐书 刘休传》载,南齐刘休妻妒,齐明帝痛恨妇人之妒,便诏令惩罚,命是掌权者手中一个有力的武器。在第一部分笔者已经详细列举了其种种表史上的沉浮。首先,
(分。经济要想发达,商人就不可能作为被批驳的对象出现,而是以光鲜、积极刘休“于宅后开小店”,“使(妻)王氏亲卖扫帚、皂荚,以辱之。”诸如此类对现,在此不再赘述。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商人的政治权利、经济
政策如果支持,统治者们也不会把商人打入商人进行人格贬低、侮辱的法令俯拾皆是。权利乃至人身自由无疑都会遭受疯狂的限制甚至无故的剥夺。这是其地位的主角在社会舞台上尽情演绎;
另册,排斥贬低甚至任意放逐,而会对其抱有应有的尊重和敬意,对其给予必然而自两宋时起,商品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低下的政治原因。
因为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其次,在经济、政治环境的"*“工商皆本”的出台。明嘉靖时兵部左侍郎汪道昆在《虞部陈使君榷要的鼓励和支持,面,其中包括对商人社会地位的重新考量。在南宋,我们看到了中国历史上
保中提出了农商“交互重”的重要思想,他说“窃闻先王重本抑末,故薄农变动中潜移默化的社会心理也会对商人的地位产生很大的影响。惰性的、前所未有的颂扬商品货币关系的言论。叶适在评论《史记 平准书》时说,政碑》
守的心理不能刺激人们积极创造财富的欲望,而进取的、拼搏的社会基调和余则以为不然,直壹视而平施之耳。日中为市,肇自神农,盖与“山海轻重有国之利,按书迁有无,化居周讥(当为饥)而不征,春秋通商惠税而重政商,
2多元的心态却非常有助于商人树立风雨无阻、开拓创业的信心;此外,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故子产拒韩宣子一环不与,今其词尚耒并兴,交相重矣。,,,,,,商何负于农?”万历时首辅张居正主张“厚商而宽容、
其他一些社会条件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比如人口的压力,榜样的引导,它们存也。汉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算船告缗之令、盐铁榷酤之入,利农”。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更进一步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至此“工商
虽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却是一些具体的诱因。极其平准取天下百货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皆本”的政策最终成形,商人的地位和价值在政治层面上得到了肯定。
三、从历史走到现在也。使其果出于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后世但夺之以自利,则何名为(三)文化心理因素
)历史上的明清商人在整个封建时代曾达到过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其生抑,恐此意迁亦未知也。”传统四民论第一次受到了质疑。之后士商关系不’*“重义轻利”的价值观。限制私欲的儒家文化在我国的思想道德体系万方数据政治环境相对而言较为宽松。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中国自秦断地得到调整,至明清时期商为四民之末的社会结构被彻底否定。社会对商中位居核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义”一直是为广大百姓接受的传统说教。活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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