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

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 典籍。早年，他留学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国家长达十三年，精通多种语言，了解西方文化， 并成功从国外带回东方学；回国后，曾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 大学等学术机构。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1900 年(光绪 26 年 祖父 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 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 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 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 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 年因足疾辍学回 国，后就读上海复旦公学。 1910 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 界大战爆发，于 1914 年回国。 1918 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1921 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 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 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 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 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 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 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 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为导师，也很尊重他，谦虚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 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 年 6 月，他只有 36 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 华三巨头”。 1928 年，陈寅恪在上海结婚，时年 37 岁，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教师，在 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 他在 1929

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 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 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 《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 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 年，清华 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 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 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 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 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 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