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辨析

“和而不同”辨析

“和而不同”辨析

“和而不同”语出《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尹氏注释说：“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见《四书章句集注》）。

“和”与“同”，严格说来是两个不同的哲学范畴。在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关于“和”与“同”的论述。“同”具有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的遗风，是在集体生活中为抵御侵袭获得整体生存的权利而逐渐形成的。“同”也可形象地看成是众人同于“一口”，即要求事物应该是无差异的同一，这就忽视了事物的多样性，将个性淹没于共性之中。“和”则与“同”相对，从“禾”从“口”，原指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要阴阳调和，延伸到味觉即要求五味调和，即“和五味以调口”，延伸到音乐领域则要五音调和，即“和六律以聪耳”，推广到人际关系上则要求五伦调和等等。“和”承认了事物的多样性，将个性与共性统一起来。

在孔子之前，周幽王的史官史伯就曾指出西周的弊端在于“去和而取同”并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认为万事万物只有相和相因相生才能和谐发展，相同则无法发展下去，朴素地说明了个性与共性的辩证统一关系。

此后齐国晏子提出，“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就是说若在水中加水，则做不出可供人们食用的东西；若让乐器只有一个音调，则奏不出美妙的音乐。

先秦哲学中的“同异之辩”，深刻地辨析了事物之间的“同”、“异”关系。《庄子·天下篇》记述了惠施“历物之意”十件事，强调一切相异的事物都有统一性，要求人们在相异的事物中把握其相同之处。《墨经·经上篇》认为“同异交得”，即“同”的事物存在着“异”，“异”的事物也存在着“同”。可见，注意“同”与“异”的辩证关系，强调“和”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初步形成。

孔子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道。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所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以“义”来约束自己，从人己双方的利益出发，以“和”为准则，因而君子能听取别人的意见，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而小人为“利”所左右，从一己私利出发，便以“同”为原则，一味盲从附和而不愿或不敢提出自己的见解。

“和而不同”承认了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那么怎样实现这种统一呢？仍是通过“和”来实现的。但“和”不是以虚假的平衡来代替矛盾，“和”是有条件的，是在广泛占有“不同”即差异的基础上全面地认识矛盾，理解、分析、综合、归纳以找出事物之间的联系，从多样性中去寻求和谐统一。

孔子是崇尚这种“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道的，并将其形成一种理论思维用以指导自己的言行。“和而不同”包含着辨证思维的合理性因素，具有实用理性的特色。

在日常生活中，所谓“和而不同”，就是对上不盲目附和，能提出不同意见，使决策更完善；对下能容纳和听取不同意见，与持不同意见的人和睦相处，相互切磋。所谓“同而不和”，则是对上迎合附和，不表示不同意见；对下搞一言堂，自己的意见只能赞成，不能反对，排斥不同意见和有不同意见的人。显然，“同而不和”不可能导致真正的和谐，只有“和而不同”才是正确的致和之道。能不能作到这一点，是衡量一个人道德修养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