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利得和红利;另一方面,大股东利用控制权侵害小股东的利益,如通过关联交易、股利政策调整等转移公司财产获取收益,这种情况下公司价值自然受到影响(Grossman,1988)。因此,大股东控制权的实现过程中存在两种与管理层的互动:监督或冲突。
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体现为大股东利用手中的投票权监督甚至参与管理层决策的制定及实施,阻止管理层为最大化自己的收益而牺牲股东利益。徐菁等(2009)指出这种监督行为源于共享收益,通过监督促使企业经营业绩状况提升,获得资本利得和红利。Zeckhauser(1990)的研究中指出,大股东的监督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其与管理层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一步使得管理层盈余平滑手段等自利行为难以实施,进而提高了股权激励效果。另外,大股东以其丰富的管理经验介入决策的制定及实施,Hold-erness(1988)研究发现90%以上的控股股东会自己或委派代表参与企业管理,这弥补了管理层可能存在的决策思考不足,从而完善了企业决策体系。从这两方面来看,大股东的监督作用提高了管理层股权激励效果。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监督获取收益越高,当大股东投票权较高时,意味着大股东有动机和能力对管理层决策进行监督,管理层股权激励效果越好。
大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冲突有利益冲突和认知冲突。利益冲突源于大股东私有收益,指通过侵害小股东利益获得隐性收益。Hart(1995)研究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1时,存在大股东干预企业经营活动以及利用投票权提高自身利益等自利行为。这种自利行为与管理层股权激励所追求的目标冲突,影响管理层决策的制定及实施,降低股权激励效果;不仅如此,Burkart(2003)研究发现大股东获取私有收益必须通过与管理层的合谋完成,通过大股东与管理层合谋模型,他证明了大股东与管理层瓜分小股东利益现象;潘泽清(2004)借鉴Burkart的模型构建博弈模型证明了大股东与管理层合谋现象降低了企业业绩水平。合谋情况下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不能使得公司价值提升,甚至出现大股东与管理层相互掩饰窃取小股东利益的现象,股权激励效果自然不佳。另外,大股东以机构投资者的形式存在时,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大股东委派的代理人可能为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并不执行监督作用,甚至与管理层串谋,这种情况下损害的不仅是小股东的利益,还有大股东的利益。认知冲突是指管理层受到较大程度的激励后,其收益与企业业绩挂钩,管理层对决策的正确与否非常关注,当管理层与大股东之间就决策问题存在不同认知时,对决策充分关注的管理层不会与大股东达成妥协或者即使达成妥协,决策的执行力度也会降低(EricVandenSteen,2005)。这种与大股东关系极度紧张的情况自然不利于股权激励目标的实现。因此,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冲突出现的可能性越高,股权激励效果越差。
2.国有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中大股东控制权对管理层
股权激励效果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已经意识到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中,大股东对管理层股权激励效果作用不同。JayatiSarkar(2000)利用股权集中的印度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尽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存在产权不明晰、多重委托代理等问题,但国有股权并不意味着大股东监督能力的降低;王克敏(2003)在研究中提出考虑到国有性质的大股东的监督作用,国有股减持改革不宜盲目;徐莉萍(2006)对大股东的股权性质进行明晰界定的情况下,发现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直属企业大股东与经营业绩显著正相关,说明国有企业中大股东监督作用明显;刘星(2007)的研究数据表明与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股东的公司相比,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东的公司大股东倾向于监督,而非与其他股东达成共谋共同侵害小股东利益,说明大股东的国有性质更多的体现为监督;王咏梅、任飞(2011)研究表明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相比,国家控股上市公司建立审计委员会的动机越强,说明国有控股公司对管理层的监督备受重视;国有公司的管理层不仅仅追求“经济人”单一的经济目标,政治意图、职位的升迁也是他们考虑的重要因素,为了达成目标,管理层自然需要接受大股东的监督,即使存在决策认知冲突,也会选择妥协。因此,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大股东对管理层股权激励监督作用明显,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股权激励效果越显著。
YvesBozec(2008)利用加拿大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占时提出,家族企业中的大股东可能为了提高家族影响力做出非最优投资决策,不仅如此,还存在大股东把持管理层以及财产转移等现象;孙健(2008)研究表明与国有公司相比,民营公司更倾向于通;大股东把持的管过对外举债完成对上市公司的“掏空”
理层与大股东之间存在利益合谋,双方共同侵占小股东利益,申明浩(2008)分析民营上市公司的资本家家族和企业家家族发现,前者通过构建多层控制链以自利,后者通过家族成员任职形成合谋完成资源的转移,股权激励存在合谋效应。这一系列的大股东自利行为打击了管理层努力的积极性,影响股权激励效果。因此,大股东与管理层利益冲突以及合谋的出现使得民营上市公司中管理层股权激励效果不好,大股东持股比例越低,利益冲突及合谋的可能性越低,管理层股权激励效果越好。
3.高新与非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中大股东控制权对管理层股权激励效果的影响
Zeckhauser(1990)分析大股东的监督作用时提出,与其他企业相比,高R&D企业存在更大的信息不对称特征不利于大股东对决策的监督及参与;Hsiao-TienPao(2007)通过对比台湾高科技企业与非高科技企业中的代理问题也发现,与非高科技企业业绩提高依赖管理层较高的管理效率相比,高科技企业业绩的提高更多依赖于新产品的研发,大股东的参与程度较低,不利于监管;Kwon,Su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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