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名篇,如方之的《内奸》、汪曾祺的《受戒》、王蒙的《风筝飘带》、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
林斤澜、李陀任正、副主编的上世纪80年代中到80年代末,也是《北京文学》发展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不拘一格,有容乃大,刊物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气象。莫言、马原、刘索拉、李锐、苏童等先锋作家均有作品在《北京文学》亮相。余华的《现实一种》、刘恒的《伏羲伏羲》、刘震云的《单位》,都是那一时期的重要收获。近年炒得很热的曹乃谦的小说《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即发表于1988年的《北京文学》。1988年,《北京文学》还发表了黄子平、李陀等人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的文章,这就是著名的关于“伪现代派”的论争。这次论争中的观点,今天看来仍有价值。几代编辑人,不仅铸就了《北京文学》的一段段辉煌,也奠定了她的文学地位和文学传统。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的每一阶段,无论是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还是80年代以后的“寻根文学”、“先锋实验”,或是“新写实”、“新体验”……每一思潮与流派,《北京文学》都留下了足以传世的代表性作品,始终活跃在文学的第一现场。
姜广平:您如何看当今文学读者缺失的现象?
章德宁:既然我们都承认,与八十年代相比,文学日益边缘化,那么,文学读者缺失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读者流失的原因既显而易见又难以简单概括:传媒爆炸、影视勃兴,读者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商业时代,生活节奏加快,读者阅读环境、阅读心理有了很大变化;文学现状与读者的阅读期待有距离……这也是全球化语境下的一个世界性问题,并非我们的文学界所要独自面对。
我不同意文学读者流失是因为编辑太“追求 阳春白雪 而丝毫不考虑印数和读者认知度”的简单化判断。事实是,九十年代末以来,我们的文学期刊和办刊人,在市场化(或曰追求发行量、努力吸引读者)的道路上做了种种艰难努力和诸多大胆探索。结果是,成功经验少,失败教训多,文学期刊不仅未重回社会主流,反而有不少期刊文化内涵指数下降,文学品质丧失,落入“两不沾”的尴尬境地。抛弃“阳春白雪”取一种向下的姿态?事实证明此决非市场的制胜法宝。九十年代末,《山西文学》把读者定位为农村县一级的文学爱好者,结果发行量并未增加。简单化的贬损“阳春白雪”,与“文革”中自诩“大老粗”同样可笑。
好在,许多文学期刊经过了十多年里的多次改版、重新定位等摸索、实践,对文学期刊的实际位置、发行量的可能性等,已达成了基本共识。发行量并不是文学期刊存在的唯一理由,更不是文学存在的理由。发行量和文学价值从来不能划等号。有读者意识是一种进步,但靠什么赢得读者?肯定和“迎合读者”不是一回事。
姜广平:网络的兴盛,对纸质刊物的冲击您又如何看?换言之,您如何看待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差异?传统文学如何才能取得在当代多元语境中的优势或强势地位?
与章德宁先生对话_文学_高等教育_教育专区。与章德宁先生对话 回 娄广 平 章德 宁 ,女,1952年 生于北京。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1973年 就读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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