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东晋门阀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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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亲网络,成为特权阶层,高踞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比如琅琊王氏与司马皇室为世代婚姻关系。除了王衍与王敦以外,王导的重孙王献之的妻子是晋明帝女儿新安愍公主;王献之的女儿王神爱又是晋安帝皇后;王导弟王悦之的孙子王暇娶司马皇室鄱阳公主;王氏与陈郡谢氏、外戚庐江何氏也有姻亲关系:何充之妻又是外戚庾亮的妹妹,庾亮的另一个妹妹庾文君则是晋明帝的皇后,庾亮弟弟庾冰的女儿是宗室海西
庾氏、何氏三家士族都是东晋显赫的外戚和公的妃子。王氏、
大权在握的重臣。他们彼此之间互为婚姻,结成“党体连亲”
之势,这种格局保证了士族的“人伦之盛”和“簪缨不替”。事实上,当士族成为外戚后,这种特殊身份也便于他们领军控政,发展自己的势力。
(一)侨姓士族大姓担任中书监和中书令而控制机要,总揽朝政,这一格局导致了东晋中央官制及职能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曹魏时,尚书台由内廷转入外廷,取代了东汉三公职权,成为管理全国政务的最高行政机关,另外,又从秘书监分出一个新的机构中书省,其主要职掌为秉承皇帝旨意,掌管
中书监、令的职权进一步发展,由机要,发布政令。两晋时期,
于世家大族及外戚多担任此职,故在名实两方面俱称为宰相。如庾冰为中书监,“经论时务,不舍昼夜,宾礼朝贤,升擢
⑦
后进,由是朝廷注目,咸曰贤相”由于士族和外戚把持中书监,且“地在枢近,多录宠任”,故人谓之“凤凰池”。当晋成帝幼弱,庾太后临朝称制,以司徒王导录尚书事,与中书令庾亮辅助朝政,中书权力进一步扩大,“事之大皆决于亮”。
(二)士家大族多任荆州和扬州等州郡都督,掌握地方军《晋书·职官制》曰:“江左以来,都督中外事大权,以外治内。
东晋几家侨姓士族如王导、尤重,唯王导等权重者乃居之。”
王敦、庾亮、庾冰等都出任地方都督之职,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控制建康的扬州都督和长江中游的荆州都督。扬州是东晋政权中枢所在地,故东晋以扬州为内户。而荆州居上游,若能控
东晋门阀士族对中制荆州,就能威逼下游,控制朝政。因此,
央政权的争夺,首先表现为荆、扬二州之争。晋成帝时,庾亮出任方镇,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咸和八年(公元332年),陶侃死,庾亮又迁镇武昌。庾亮死后,其弟庾冰、庾翼等继续出镇武昌,掌握上游军事。永和元年(公元345年),桓温出督荆州,此后桓温逐渐坐大,以致专擅朝廷。我们知道侨姓士族都是“亡官失守”之人,要维护其家族利益,首先要立稳脚跟,他们固然要保全司马氏的皇朝,使司马皇朝能对南渡士族起庇护作用,但绝不乐意晋元帝真正发挥皇权的威力来限制他们。而晋元帝也不甘心与士族共有神器,所以,要稳定“共天下”的政治秩序,要取得皇权与士族的平衡和士族之间的平衡,还需要经过一场实力的较量,于是
刁协以抑王氏兄弟之举,由此又引出王有晋元帝重用刘隗、
敦与南人钱凤、沈充为援共叛晋室的叛乱。王敦第一次叛乱,“清君侧”即反对刘隗、刁协为名,得到士族的普遍支持,这以
说明士族在东晋的地位和权益,是不容皇权侵犯的。王敦再叛,欲取代司马氏,以士族共同反对而失败,这说明司马氏皇权也不容任何一姓士族擅自废弃。所以王与马、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格局,始终没有大的变动。
二
东晋门阀政治,严格说来,居政而有实权者只限于侨姓士族,吴姓士族在政治经济上并没有获得更多好处,如以后
陆晔为侍中,只是虚名具位,并无实权。司贺循任太常,纪瞻、
马睿这种虚与委蛇的态度,自然要引起吴姓士族之不满,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批“亡官失守之士”,包括司马睿在内,不
过是流播南下的高级难民,这一点,司马睿在初渡江时,也曾说过“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而今居然喧宾夺主,又怎能不使“吴人颇怨”。
三定江南的周玘,因“玘宗族强盛,人情所归”,司马睿因“疑惮之”,加上他又被渡江士族刁协所轻忽,使他耻而对他
恚交集。于是他想发动武装政变,事泄,忧愤而死,临死对他“杀我者,诸伧(吴人谓中州人曰‘伧’)子,能复儿子周勰说:
之,乃我子也”。⑧周勰秉承父志,纠集江东地主武装,准备起兵,事为其叔父周札闻之,就把勰等阴谋告知政府,周勰想发动的武装变乱,至此失败。
然而吴姓大族的武装力量对于东晋政权是个严重威胁,于是对其武装力量如义兴周氏和吴兴沈氏等大士族的态度由笼络而变为分化、削弱。江东之豪的周、沈二族,在东晋政权分化政策下,于内讧中同归于尽。
简而言之,琅琊王司马睿,本来不具备在江左运转皇权的条件,他在晋室诸王中既无威望,又无实力,更无功劳,如果不借助于门阀士族的支持,根本没有在江左立足的余地。只有门阀士族的砝码,才能增加司马睿的政治分量。司马睿固然需要侨姓士族的支持,侨姓士族也需要司马睿政权的保障,但吴姓士族在政权中也发挥重要作用。这些东晋门阀士族,尤其是侨姓士族依仗着与司马氏共天下的政治势力,控制中央大权,在经济上大肆占山护泽,求田问舍,经营产业,力求在江左建立家业,立足生根,以保持其政治、社会地位,他们在学术文化上也由儒入玄,适应了东晋门阀政治的需士族之间通过要。门阀士族在东晋政权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各种可能的方式,来制约企图独吞江左的权臣如王敦、桓温,而使门阀政治格局维持百年不变。门阀士族是这一时期的社会重心所在,是江左政治稳定因素。东晋门阀士族建立的门阀政治,终于为南朝皇权政治所代替。南朝皇帝恢复了绝对政治优势,权威,可以驾驭士族;而士族纵然有很大的社会、却决无凭陵皇室之可能。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在东晋百年间的变态,是政治体制的回流。门阀政治的存在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它是从皇权政治演变而来,又依一定的条件向皇权政治回归。皇权政治的各种制度经过南朝百余年的发展终于与北朝合流而形成隋唐制度的重要渊源。
注释:
①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22.②房玄龄.晋书·王导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1746.③房玄龄.晋书·王导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1746.·王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2554.④房玄龄.晋书
⑤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6.·姚兴载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2980.⑥房玄龄.晋书
⑦房玄龄.晋书·庾冰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1928.
·周处传子玘附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1574.⑧房玄龄.晋书参考文献:
[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王导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2]房玄龄.晋书
[3]房玄龄.晋书·王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姚兴载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5]房玄龄.晋书
[6]房玄龄.晋书·庾冰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7]房玄龄.晋书·周处传子玘附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8]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C].北京:中华书局,1983.
[9]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作者简介:周利,青海师范大学2008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专业魏晋南北朝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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