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新加坡大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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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大选与政治文化变迁
薄智跃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2011年新加坡国会大选最显著的特点既不是新加坡政治体制的民主化,也不是反对党的全面出击,而是新加坡政治文化的变迁。
一般感觉,通过2011年国会大选,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似乎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变得更加民主、更加开放。其实,新加坡的制度基本没变。从1965年到如今,新加坡的法律允许反对党存在,而且反对党完全有权利挑战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只是在过去的40多年中,执政党采
用种种手段打击、压制部分反对党领导人。如果说这次选举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新加坡终于回归基本法律框架之中。
新加坡的反对党在这次大选中全面出击,工人党不仅保住了原有的一个单选区,而且还一举拿下一个5人集选区,成为新加坡历史上首个夺得6个议席的反对党。工人党的胜利不仅是反对党的胜利,也是执政党的胜利,更是新加坡政治制度的胜利。因为无论是反对党还是执政党都对
现有制度产生信心。
新加坡这次国会大选最显著的特点是政治文化的变化。在此之前,新加坡普通百姓不关心政治,社会精英不愿意从政。老一代人民行动党采用高压手段,常常使从事反对党活动成为高风险、低回报的买卖,而普通百姓一般不敢对执政党的领袖评头论足,也不敢轻易对执政党的政策说三道四。
但是这次不同了。新加坡的公民,尤其是网民,对新加坡现行政
策横挑鼻子竖挑眼;对执政党领袖的不当言行大加鞭笞、毫不留情。新加坡的选民不再害怕打击报复,而是勇敢地站出来为新加坡的民主、新加坡的前途发声。
随着新加坡经济、社会的发展,新加坡的老百姓已经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经济增长,而要求更加注重社会道德价值的回归,更加希望执政党倾听民众的呼声,更加期盼政治的多元化。人心所向,促成了政治文化的转向。
(评《南风窗》2011年第11期《被误读的新加坡》)
慈善的专业化从何而来?
王先胜(广东省民政厅政策法规处处长)
读了《慈善不仅是爱心》,颇有感言,不妨与大家分享。《慈善不仅是爱心》的命题是正确的,但对于做好慈善来说,光有爱心是不够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困难群体呈现新的特点和表现形式,要发挥好慈善事业对于缓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问题、救助社会困难群体的作用,需要有新的慈善观念,需要有专业化的慈善工作,需要有专业化的慈善人才(专业化人员)。
随着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缺乏专业人才这一瓶颈性制约会日见突出。为解决这个矛盾,应急性的短期培训当然是最快、最经济的。但从战略上讲,
这还是远远不够的。解决的办法,一是在我国大专院校、社科研究机构开设公益慈善类学历课程,培养大学生及硕士生(包括远程网络教育);二是鼓励国人申请国外相关大学的学历和非学历课程,借助国外大学雄厚师资和实操经验,造就一大批专业化公益慈善专门人才(也可以采用中国的大学与国外大学合作办学的方式培养人才)。需求才是推动公益慈善人才培养的动力。这就要求我们从推动公益慈善的体制、机制改革、立法保障和推动,大力发展慈善组织,培养慈善文化,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下功夫,使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获得较快发展,这才产生吸纳公益
慈善事业专门人才的不竭动力。
10多年前,我国高校就开始培育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学生,至今全国已有200多所大学设置了这个专业,培养了一大批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学生和硕士生,但大多数没有干自己的“专业”;社会工作全国职业资格考试已历时3年,通过职业资格考试的仅广东就有6700多人,但从事社会工作职业的也只有2300多人,这已是全国第一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由于我国除极少数地方已建立专职社会工作制度外,绝大多数地区还没有建立专职社会工作制度。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无用武之地,这是一个大教训。
最后,作为朋友,我想对刘小钢说,我不赞成多数有财富的商人、名人丢下生意(专业)转到专业做公益慈善事业,他(她)们应该继续去创造财富,并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向公益慈善事业捐出更多的财富,造福人类;为提高他(她)所捐财富的公益慈善投资效益,他们可以成立自己的基金会,让专业人才去管理、运营公益慈善基金,也可以把财富捐给有公信力的社会组织,通过社会组织的公益慈善活动、项目达到表达爱心的目的。当然,极少数像刘小钢这样的成功商人,把主要时间、精力、金钱用到公益慈善中来,绝对是高尚的,值得尊敬。
(评《南风窗》2011年第11期《刘小钢:慈善不仅是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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