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的历史命运

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的确立,解决了传统＂三分损益律＂使黄钟不能还原的问题,在中国乃至世界音乐史上都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然而与此价值不匹配的是十二平均律＂宣付史馆,以备稽考,未及施行＂的命运。十二平均律创建后的300多年里,它只在极少数乐律学家的论述中提及,而在实际的音乐实践中十二平均律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虽然与政治因素有关但更重要是因为中国音乐的单音体系、

文艺评论

略论朱载埔的十二平均律的历史命运 周鑫 (南大学艺术学院河 45( 70) 1) 摘要：朱载埔的十二平均律的确立，解决了传统“三分损益律” 使黄钟不能还原的问题，在中国乃至世界音乐史上都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然而与此价值不匹配的是十二平均律“宣付史馆，以备稽考， 未及施行”的命运。十二平均律创建后的 3 0年里，它只在极少数 0多乐律学家的论述中提及，而在实际的音乐实践中十二平均律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虽然与政治因素有关但更重要是因为中国音乐的单音体系、音乐织体、审美情趣、乐器等因素所造成的。通过对律制的属性，中国音乐的特征因素，￣ Z朱载靖所在的历史环境分析，简略 .L Z的讨论了十二平均律未及施行的历史命运。 关键词：朱栽培；十二平均律；横向旋律；线形结构

力量因基 T广泛群体更显强大。传统的三分损益律因寄托在圣人 -‘强大的荫蔽下笼罩在整个中国古代音乐生活中。虽则历经验证显明三分损益无法完成黄钟还原，然而，在可变通的方式下三分损益依然占据主流。朱载埔的新法密率若要施行，所遇到的阻力首先就来自这些墨守成规的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他们占据在朝野上下，遍布寰宇海内，哪里还有比他们更大的力量呢？这是新法密率不能付诸于实践的原因之~。 作为一个新生的事物它要产生影响必然具备一定的条件，比如合理性、需求性、潜力性。新法密率在理论要求上的确具备这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乐律学中，朱载埔所创建的“十二平均律”可谓两千年未见之新说。在中国以及世界音乐史上都成为重要的理论体系。然而自“二平均律”创建垒整个封建时代结十束，十二平均律在中国的音乐生活中的影响都没有得到与之相应的地位。 《史 志》载：“白太祖、世宗，乐章屡易，然钟律明乐明为制作之要，未能有所讲明。吕怀、刘濂、韩邦奇、黄佐、王邦直之徒著书甚备，职不与典乐，托之空言而已。张鹗虽因知乐得官，候气终属渺茫，不能准以定律。弘治中，莆人李教授文利， 著《吕元声》,宗《律独吕览》黄钟三寸九分之说。世宗初年， 御史范永銮上其书，

其说与古背，不可用。嘉靖十七年六月，辽州同知李文察进所著乐书四种，礼官谓于乐理乐书多前人所未发者。乃授文察为太常典簿，以奖劝之。而其所云：“ 按人声以考定五音”者，不能行也。神宗时，郑世子载靖著《吕精义》、律 《学新说》、《律 乐舞全谱》共若干卷，具表进献。崇祯六年， 礼部尚书黄汝良进《昭代乐律志》。宣付史馆，以备稽考，未及 施行。”

“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更定乐章，考订乐律在历王 代都是帝王功成之后的一件大事。明代虽然因朱元璋提倡节俭， 并自己身体力行，于是声色之事比及他朝略显简陋。以明史所载来看，也只有在嘉靖皇帝时有过修订雅乐的大型讨论，其他皇帝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关注乐事。从记载来看，除去朱载墒以新法密率的创新之外，其他称为知乐之人多为托古言事，所宗律法依旧 为j分损益。

朱载靖以宗室身份所造新法密率为什么不能在明代获得重要的地位，而在正史中只留下略略几笔呢？其实考察明代的文化特征就可以看出这是个必然。 明代经过朱元璋的农民起义，推翻蒙古人在中原的政权时， 中原文化已经遭受了2 0年的摧毁。众所周知，元代是建立在 0多血腥的武力统治上的，蒙古人以强悍的刀箭使得孱弱的南宋王朝终致毁灭，从此中原文明被游牧文化代替。种族的歧视更让汉族人对鞑子的仇恨不共戴天，对炎黄文明的渴望便在这种时代下更加强烈，于是在推翻元代以后，明代就必然的走向了复古的轨道。然而，随着自然科学的知识积累，到明代的时候，生产力的发展几乎达到了封建制度的顶峰时期，在明代中后期甚至出现了 资本主义的萌芽。 (学者提出过不同的意见，认为明代的商品 有 交易方式还是原始的经济模式，不能构成资本主义方式。暂取传

些条件。它解决了黄钟还原的问题，在计算上的合理性就获得了 许可，这种合理性也决定了其新法密率的潜在力量即潜力性的属性。但是合理性与需求性之间却存在着一道人类认知的鸿沟。后者的力量更大于前者，甚至在需求性的力量下，合理性往往要做出让步与妥协变为不合

理性。所以分析其时对十二平均律的需求性程度，是了解十二平均律的影响度的重要方面。 中国古代音乐艺术线型形态、单音旋律和五声、七音音乐逻辑，这些被共识的音乐结构、体系、形态的特征中也对“二平十均律”的实践有着制约。“宫转调”的传统音乐理论虽然要求旋个能在“十四调”中“八旋相为宫”的十二律均等的律制，而作为实践，这样的律制则不是非常必须的。“先，由于单音体首系，律制的使用具有自由性，其次，由于五声结构为主体，在之调型同宫音系统中，转调的应用无碍于律制组织，即便是为调型同主音系统和七音结构，也由于单音体系，转调同样无碍于律制组织。”事实上也由于是单音体系的习惯，缺少和声体系复调 体系的架构，即便没有 _二平均律，在音叠置即音组织的纵向关卜系上使得同调或转调后的音之间产生不谐和的音响。虽然支声复调的音乐，在我围古代后期和近代的民族音乐中是存在但并不作为完整的体系存在。支声复调音乐不是两个或多个平行的、相等地位的旋律组合，而是一为主，余为辅、为次、为衬托的结构方式，在中围传统音乐中支声复调素有“腔”一说。其特点是表衬现为横向的、线型的，因为不存在音对音的叠置，而是音与音横向的音组合，音之间谐和的纵向关系不是首要的，因而，也就不存在已有律制不遁用于当时音乐实践的矛盾，所以，音体系和音结构本身对十二平均律的需要性，是不突出、不迫切的。 音乐实践方面自然要涉及音乐的载体——乐器。我国传统民族乐器，历史上曾以制作材料归类。分金、石、土、革、丝、 一

木、匏、竹八音，现在又有以发音原理归类分为气鸣、弦鸣、 膜鸣、体鸣四类。考察这些乐器的所用律制，我们很快会发现，

统说法。 )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复古就构成了明代特色。 明代儒士尊崇的程朱理学让南宋时期的这个学派在明代更加繁盛，而自然科学的实验性学派无法形成强势的主流，只能在个体中发展，比如医药类的《本朝纲目》,百科全书式的《工开天物》,地理类的《徐霞客游记》等，这些自然科学类的著作在其 时

却没有形成诸如西方的学科分类。 对传统的否定会大大刺伤维护传统者的神经，对变革排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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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器中所用的三分损益律与纯律占有主要类别。首先，弦鸣乐器类中，古琴早期为纯律，而约十七世纪左右，古琴则采用三分损益律，筝瑟的律制，还待于研究。但也不外乎三分损益律和纯律，或两律相兼。拉弦乐器则根本无严格律制可言。音高只要取决与演奏者的听觉。其次，气鸣乐器类，其自然发音为纯律，而我国古代制作笛管，则多以三分损益律为原则，在晋代荀勖的笛律中是最明显的体现。体呜乐器类中用到律算的主要是古代编钟、编磬，随县出土的曾侯乙墓编钟可谓是先秦编钟集大成者， 经过黄翔鹏先生研究、检定，推测它们是以三分损益律为主，辅以纯律为原则铸造的。乐器中最有可能使用十二平均律的是弹拨类乐器足琵琶和阮。但没有明显文献记载在这些乐器使用平均律。杨荫浏先生认为在完整的具有十二品的琵琶上可以使用平均律，但即便如此，在非平均律培养下的听觉中，乐工是否会用平均律的音高来演奏音乐呢？琵琶在演奏中的变通性是很灵活的， 无论独奏还是合奏，琵琶演奏者都会以自然律的耳朵来调整音高，使之符合横向旋律的音与音之间的自然动力。 其实，在西方十二平均律的应用也是在自由转调的音乐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