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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白苧派嘉靖年间,昆曲兴起,梁辰鱼不仅将昆曲运用于舞台创作,而且还用来谱写散曲。开创了以昆曲写散曲的先例。他的散曲集《江东白苧》全用昆曲写成,一时大为流行,被称为“白苧派”。南散曲喜用华美纤丽的辞藻写艳情,喜玩弄形式翻新,它虽很快取代了北散曲的正宗地位,但随着其迅速雅化和词化,逐渐疏远了它与世俗之间的紧密联系,元代散曲的自然朴实和率真豪放风格退化。南散曲的内容贫乏,形式浮艳,导致了散曲趋于衰微。
C:
诚斋体:杨万里自号诚斋。他有意矫正以学问为诗、堆砌典故的江西习气,所以他的诗歌多以日常生活中的小情趣为题材,以师法自然的白描手法写诗,具有想象新奇,语言通俗浅近、活泼自然、风趣诙谐,层次曲折,变化无穷,风格流转圆美,一改宋诗瘦硬生涩的旧格,成为南宋诗风转变的一个关键。杨所创作的这种诗歌,称为“诚斋体”。
茶陵诗派:成化至弘治年间,李东阳以内阁大臣的身份主持讲坛,追随者趋之若骛,形成了一个以李东阳籍贯命名的茶陵诗派。诗风仍属台阁体余波,但李不满于台阁体的无病呻吟、千篇一律的纤弱文风,主张以杜甫的诗风来加以匡正,并且注重诗歌语言的艺术,具有脱离台阁体公式形式的意义,成为从台阁体向前七子之间的过渡人物。
常州词派:嘉庆时期,常州人张惠言与其弟张琦及周济等崛起于词坛。张惠言从内容质实的角度主张恢复风骚传统,强调比兴寄托。为了矫正阳羡派的粗犷和浙西派的轻弱,他提倡“以国风、离骚之情趣,铸温、韦、周、辛之面目”,要求词要通过比兴手法达到“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并要求文辞之“深美闳约”的体式。由于张惠言的重大影响,这种理论在当时相当流行,张琦、周济、董士锡、周之琦等积极追随,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常州词派。
d:
东坡体:即指宋代苏轼的诗歌。其诗于情无所不畅,于景无所不取,各体兼备,风格多样。其基本风格有二:一是刚健中含婀娜的清丽雄健;二是豪放中加平淡的清旷闲逸。而最能体现其“坡仙”的旷达品格的主导倾向,是其高风绝尘的诗风,即一种超越世俗尘虑羁绊的风神韵致和审美境界,“东坡体”是宋诗的一种风格范式,对宋诗能于唐诗之后别开生面起了关键性作用。
夺胎换骨:是黄庭坚提出的作诗之法。黄庭坚力倡“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意在用典方面力求创新,即就是成黄故字面上再求新意。“夺胎换骨”是“点铁成金”的具体化,是一种使古人的意象和用语产生质的变化、化平凡为奇趣的语言炼金术;从本质上看,它是对前人用典法的一个发展,目的在于“以故为新”——授用前人之语而另立新意,从陈熟的意象中翻新出奇,力避常规用滥的俗典,注重对典故的改造和发挥,营造新的意境。
道学派:是南宋中期文坛上的一个散文派别。这派作家以朱熹、真德秀为代表。他们的文章主要是宣传儒家理学和道学家的文论思想;其中以吕祖谦为代表的一些人,论文既主颖以文贯道,又讲究章法,实为唐宋古文的嫡嗣和正宗。他们的文章语言畅达明快,平易简洁,多讲学之文和语录体,风格近于欧、曾。被称为道学派。
E:
“二窗”:吴文英号梦窗,其词集为《梦窗词》;周密号草窗,其词集为《草窗词》。二人同为南宋中后期清雅词派的作家,词的内容也多为身世之感和离别之情,且往往融入哀时伤世的黍离之悲,艺术上二人均追求清丽工巧,旨趣相近。故时人并称他们为“二窗”。
“二拍”:是凌濛初编撰的拟话本小说集《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各收拟话本小说四十篇,除一篇重复,一篇为杂剧外,实有七十八篇。它在内容上更有时代气息和作家个人特色,在艺术上也更具有统一的剧作个性,它是拟话本小说在体制上定型的标志,也是明代拟话本小说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F:
“富贵词人”:即指北宋初期著名词人晏殊。他一生居显宦要职,有“太平宰相”之称,但其在政治上无大建树,而以词传名。他一生生活优裕,生活态度雍容闲雅。其词多祝寿、咏物和歌颂升平,这类词多宴游之余的消遣之作,在过分满足的生活里找一点春花秋月的闲愁来吟咏,虽无镂金错彩的刻意藻饰,但掩盖不住其骨子里的富贵之气,总体而论,尚未摆脱五代绮艳词风的窠臼,故晏殊有“富贵词人”之称。
G:
国朝文派:在金世宗大定和金章宗明昌年间,金与南宋议和,偃武修文,建学养士,于是涌现出一批在金朝领土上成长起来的作家,如蔡珪、党怀英、王庭筠以及王寂等,他们的创作风格不同于由宋入金的文人,属于真正的金代作家,使金代文学的发展进入了自具风格的新时期。元好问在其所编的《中州集》中将他们归为“国朝文派”。
功利派:是南宋中期文坛上的一个散文派别。这派作家以陈亮、叶适等为代表。他们继承南宋前期主战派与主和派激烈论争而产生的论辩文的传统,文章以评论时事和讲治乱兴衰为特色,干预现实,讲文学的社会功利作用。文章富于鼓动性、逻辑性和感染力,风格气势雄赡豪迈,近于东坡。被称为功利派。
公安派:指明代后期以袁宏道为首,包括袁宗道、袁中道在内的文学派别,因他们三兄弟是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他们以李贽的“童心说”为指导,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用“独抒性灵”来反击文学领域中理学的束缚,找到了以独创的精神来表现个人真情实感这一文学的最高境界,主张创新,比较重视文学的时候精神,在诗歌的抒情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格调说:清中叶的沈德潜不满于王士祯“神韵说”内容上的空疏和所握上的虚无缥缈,提出了“格调说”对其加以匡正。所谓“格调说”,就是用唐诗的格调去表现封建政治和伦理道德观念。他力主恢复儒家“温柔敦厚”、“忠正和平”的诗教传统,提出“诗教之尊,可以和性情,厚人伦,感神明”的口号,使诗歌为封建统治服务。
H:
话本小说:是经过文人编篡整理的小说话本。所谓“话本”,就是“说话人”说话所依据的底本,原只是师徒相传的“说话”的书面记录,是口头文学,所以是口语体,口气也是针对听众的。但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小说话本,已是经过下层文人加工、可供阅读的话本小说了。
后山体:即指陈师道的诗,陈师道号后山居士,江西诗派的“三宗”之一,著有《后山集》。他作诗学黄庭坚,学力专精,讲苦吟,求奇拙,标举“宁拙勿巧,宁朴勿华”,力求简省字句以摈弃华丽辞藻。其诗均为呕心沥血之作,其锤炼辛苦处与黄庭坚无异,但因其缺乏华采而唯余瘦硬。他的诗被称为“后山体”,常与“山谷体”并称,是典型的宋诗。
“活法”说:吕本中早年依傍黄庭坚和陈师道,学其瘦硬诗风,后学李白、苏轼,风格趋于自然,所谓“活法医”说,即是他后期所提出的作诗主张。江西诗派以奇峭僻涩为特点。而吕本中则有意用李、苏的疏畅自然补救其弊;江西诗派以杜甫为宗,奉守黄庭坚“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等诗训,虽有规则可循,但亦极易受个束缚。吕本中的“活法”即“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提倡“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有意识“以苏济黄”,消除江西诗派末流的生硬造作之弊,为宋诗发展开拓出“流转圆美”的新途径。
红学:《红楼梦》问世之后,很快吸引了社会上的广大读者,流布极广。从嘉庆、道光年间开始,一部分文开始对《红楼梦》进行
评论,逐渐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叫做“红学”。“五四”之前,人们多用传统的观点和方法评论《红楼梦》,被称为“旧红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评点派和索引派,而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则具有划时代意义;“五四”之后,“新红学”崛起,代表人物和著作有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新中国的红学研究进入了当代阶段,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但仍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J:
江西诗派:黄庭坚在世是,已有不少诗人追随其后,学其诗法,但此时尚无“江西诗派”一说。黄庭坚去世不久,吕本中编列了《江西诗社宗派图》,列黄庭坚为“宗派之祖”,下列陈师道、潘大临等二十五人,“谓其源流皆出豫章也”江西诗派由此得名。图中所列人物并非都是江西人,因黄庭坚是江西人,图中所列均为他的追随者和与吕本中关系密切的人,故称。可见此诗派的以风格和师承为判断依据,而不是以地域来划分的;此诗派只有一个观念性的社集,而非实有其组织聚会。
简斋体:即指陈与义的诗。陈与义号简斋,江西诗派的“三宗”之一,著有《简斋集》。其诗学杜甫,又深受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的影响。他虽也重视句法,造语凝炼,但并不株守江西诗派成规,能突破黄、陈瘦硬诗风的局限,主张“不可有意于用事”,以直致、浅语入诗,去繁缛,尚简洁,注重白描和诗歌的恢弘圆融,形成了雄浑沉郁的独特诗风,为当时诗坛新添一格。他的诗歌被称为“简斋体”,对宋诗发展作出了贡献。
稼轩体:辛弃疾号稼轩。他是一位具有英雄气慨的词人,才气纵横,笔力超拔。他的词不仅内容丰富,在艺术上驰骋百家,转益多师,而且有极大的开拓和创新。他以散文句法入词,以经子诗赋之语入词,以词说理,带来了词体的大解放。无论作长调或小令,都充分表现了自己的才情和体现了自己的人格。他继苏轼之后极大地开拓了词境,使词在与乐分离之后,仍能够作为一种内容充实,、形式多样化的新体格健诗独立存在。他的词不仅“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而且“包罗万象”。这种在宋代词坛别开生面、既慷慨豪放又温婉妩媚,而以豪放悲壮为主导风格的词,人们称之为“稼轩体”。
江湖诗派:是继永嘉四灵而起的一个诗派,,因书商陈起刊刻的《江湖集》而得名。其宗师是当时文坛领袖刘克庄。其成员大都是落策的布衣之士和官场提失意的小吏。他们功名失意,进退无据,只得流转于江湖,*献卖艺为生。他们或奔走于遏于公卿权贵之间,或招群结友于市井乡间,结诗社,推盟首,相互酬唱应和,自然形成一种相近的诗风。后人以《江湖集》中诗人之诗气味相似,故称之曰江湖派。
借才异代:金初文坛的作家,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由辽入金的文臣,如韩昉等;二是由宋入金的文士,如宇文虚中、吴激、蔡松年等。占据金初文坛的,几乎全是由宋入金的作家。清人庄仲方在《金文雅序》中称这种现象为“借才异代”,此说揭示出了金初文学的起因及性质。
竟陵派:由于仿效公安派的诗歌日益显露出“陋”、“俚”的弊病,所以有竟陵派出来加以匡救。竟陵派因其首领钟惺和谭元春都是湖广竟陵人而得名。他们继承了公安派关于抒发“性灵”的文学主张,但他们认为“性灵”不来自诗人的胸臆,而来自古人的篇什,所以他们主张“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追求一种孤僻的情怀。在艺术上,他们不满于公安末流的浅易风格,力倡所谓“幽深孤峭”的风格,不惜用怪字,押险韵,有意破坏语言的自然之美。使其作品佶屈聱牙,刁钻古怪,走向了极端。
肌理说:翁方纲既不满于王士祯“神韵说”之空泛,又不满于沈德潜“格调说”的食古不化,提出“肌理说”对二者加以匡正。所谓“肌理说”包括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义理”和结构辞章方面的“文理”,实际上是要求以学问为根底,以考据来充实诗歌内容,达到义理与文理的统一。这是宋诗以学问为诗的再版,是以学术代替诗歌创作的一条歧路。
K:
科学小说:是清末“新小说”的又一重要类型。鲁迅指出科学小说可以“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并指导出科学小说创作的基本要则:“默揣世界将来之进步,独抒奇想,托之说部。经以科学,纬以科学,纬以人情。离合悲欢,谈故涉险,均错综其中。间杂讥弹,亦复谭言徵中。”其代表作有俞万春的《荡寇志》等。
L:
临川四梦(玉茗堂四梦):汤显祖的传奇《紫钗记》、《牡丹亭还魂记》、《南柯梦记》、《邯郸梦记》,代表了他戏剧创作的全貌,并且这四部传奇又均与梦相关,而汤显祖是临川人,故而合称为“临川四梦”。又因汤显祖的书斋名为玉茗,帮又称“玉茗堂四梦”。
六一风神: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所谓六一风神即指欧阳修散文的美学风格。欧文措辞平易,语言精炼而有变化,亲切自然,条达疏畅,让读者从寻常的叙说和描写之中体悟出深邃的思想和高远的意境,于一波三折、吞吐反复之中领略特有的情致韵味。这种偏于阴柔之美,纡余委备而婉曲有致,诗味醇浓而情韵绵邈,含蓄蕴藉而平易自然的风格,标志着欧阳修的散文创作倾心于风神姿态,故称之为六一风神。
M:
明代传奇:是指在宋元南戏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戏剧形式。它将南戏这种质朴的民间戏剧形式进行了雅化,体制上更加宏伟,艺术上也趋于精美,不但兼用南曲和北曲,而且用宫调来区分曲牌。由于它在体制上吸收而又超越了南戏和杂剧,使其规模宏大,形式上更加活泼,更适合文人施展才华、抒写情志,也更为民众所喜闻乐见,故其发展流行很快,成为明代戏曲舞台上占主导地位的形式。
N:
南渡词人:即指北宋灭亡后,由北宋逃到南宋的词人。其代表人物是李清照、朱敦儒。他们都生活在南北宋之交,在北宋都有四十多年的生活经历,并且都已是稍有名气的词人。靖康之变以后,他们也被迫南渡,由于政局的剧变,国破家亡,漂泊流落,使他们颇多家国之感和身世之悲,发而为词,多有凄苦的哀叹和深沉的感伤,词风发生明显的变化。人们习惯把宋室南渡后由北入南的词作家们称南流词人。
拟话本:明代后期,随着长篇通俗小说的繁荣,话本小说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由过去供艺人讲述的底本变而为社会上普通读者的案头读物,出现了大批以阅读为编写和出版目的的短篇小说。这种在体制上与宋元话本大致相同、具雅俗共赏性质的白话短篇小说,即是“拟话本”,或称“拟宋市人小说”。
南洪北孔:是对清初历史剧作家洪昇和孔尚任的合称。洪昇是钱塘人,有著名历史剧《长生殿》传世;孔尚任是曲阜人,有著名历史剧《桃花扇》传世。这两部著作代表了清代戏剧的最高成就,并代表了清初感伤审美思潮的重要实绩。
南社:南社与清末民初革命诗潮密不可分:革命诗之兴催动南社诞生,南社之立又为革命诗潮推波助澜。经过数年酝酿,1909年11月13日南社成立于苏州虎丘。以高旭、陈去病为主要创始人和领导核心。其寓意为“操南音不忘本”,实寓反抗北庭之意,其宗旨即“反抗满清”。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一时间,南北爱国诗人、进步文士纷纷加盟,1916年时达千余人。这个具有明显近代性质的文学社团,辛亥革命前后主要革命报刊和文学刊物的主持人均在其中。1917年因为同光体的态度不满,柳亚子与他人争执,南社几乎分裂。此后每况愈
下,至五四后解体。
南戏:又称南曲戏文。它原是宋代以来南方浙、闽一带用村坊小曲演唱的民间小戏,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曲、诸宫调、滑稽戏等民间说唱伎艺和宋杂剧表演故事的形成,故开始称“永嘉杂剧”或“温州杂剧”。元灭宋统一中国后,在南北文化交流中,南戏的故事题材和演唱艺术又受到北杂剧的影响,并逐渐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戏剧形式
Q:
清初三大家:三位作家是侯方域、魏禧、汪琬,号称“清初三大家”,他们的散文比较注意从文章风格上纠正晚明散文的放诞的纤佻习气,主张恢复唐宋散文的醇厚传统。三人中以侯方域成就较为突出。
前后七子:从明朝中期开始,诗歌掀起了一场以复古面目出现的革新活动。以李梦阳、何景明为核心,包括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徐祯卿等人的文学群体,称“前七子”。他们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目的是扫荡台阁体的无聊文风,力图恢复文学自身的独立地位。但由于他们的创作理论落后,缺乏创新,有泥古不化的倾向。至嘉靖、隆庆时期,出现了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包括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在内的文学群体,称“后七子”。他们一方面继承了前七子关于重视文学自身价值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们在复古道路上比前七子走得更远。他们成员间的文学主张和创作风格差异较大,它并不是一个主张和创作实践完全统一的文学流派。
谴责小说:他的概念不见于“小说界革命”中,而是鲁迅1920年治小说史时的新创。鲁迅认为:嘉庆之后,内乱外患不断,有识之士呼吁维新与爱国。戊戌变法失败后,又有庚子赔款和义和团之变,人们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其他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代表作有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等。
清雅词派:指南宋中后期词坛崛起的一个词派。此词派的开山大师是姜夔。他在题材内容方面主要承袭周邦彦词写恋情和咏物的传统,在词的格调、意境方面有新的开拓,格调高雅,词境疏朗开阔,以其“清空”、“骚雅”的风格特色,成为南宋雅词的典范。此后,自吴文英、史达祖至王沂孙、张炎、周密等均沿此路作词。在遣辞和音律上益求清丽工整,重咏物,多用典,追求人工之巧,使词由共赏变为纯粹的文人吟唱。他们的作词途径和特色虽各有不同,但追清趋雅却是共同的。
s:
散曲:是配合当时北方流行的音乐曲调撰写的合乐歌词,是一种起源于民间新声的音乐文学,是当时一种雅俗共赏的新体诗。在元代,散曲一般称为乐府或词,有小令和套数两种基本形式。
诗文革新运动:北宋中叶,欧阳修登上文坛,学作古文,倡导古文运动,并很快成为文坛领袖。他不遗余力地褒奖提携王安石、曾巩和三苏,在明确理论指导下积极从事古文创作,形成了浩大的声势,确立了古文在散文领域的正宗地位;古文领域的革新也影响到诗歌创作,作诗也讲“气格”,出现了“以文为诗”的现象,开创了一代诗风。人们把这场有推动宋代文学发展、使宋文、宋诗都能够自具面目而独树一帜的文学变革称为诗文革新运动。
诗界革命:戊戌维新失败之后,梁启超亡命海外,以“新民”即启发从觉悟为宗旨,提倡和发动文学界的全面革命,而最先提出的是“诗界革命”。在1899年的《夏威夷游记》中,梁启超首次标示诗界革命,批评了千年的古典诗歌传统,第一个尖锐指出传统诗的终结性命运。在对黄遵宪等人的新学之诗的经验教训作了检讨之后,提出诗界革命应以“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三者具备为衡量标准。1902年,在其《饮冰室诗话》中,将诗界革命的标准修订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或“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成为诗界革命的纲领。诗界革命除黄遵宪这位代表作家之外,梁启超是发难者,康有为为巨擘,其余则有丘逢甲等。“诗界革命”对此后的旧体诗创作有深远影响,并在观念上为“五四”的新诗运动作了准备。
山谷诗体:黄庭坚自号山谷道人,他写诗提倡以学问为诗,为主学习杜诗、韩文的“无一字无来处”,提倡以故为新,变俗为雅,有“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之说,工于炼字和用典,造语好奇尚硬,力求出人意表。创制拗句和拗律,讲究语意老重和规模宏远,笔势奇纵,风格生新瘦硬。杨万里在《诚斋诗话》中称黄庭坚诗为“山谷诗体”,严羽《沧浪诗话》将其列为“山谷体”。
“三言”:是冯梦龙编篡整理的三部拟话本小说集的总称,它包括《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每集各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它是以普通市民及其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具有雅俗共赏性质的新型通俗小说形态,是明代拟话本小说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宋末元初四大家:张炎、王沂孙、周密和蒋捷,都是由南宋入元代的词人。张炎、王沂孙、周密均为南宋中后期清雅词派的作家,蒋捷词虽较少束缚,有自然之趣,且时有豪放,风格多样,但在炼字、求声律及追求隽婉方面,仍不脱姜夔、吴文英的影响。由于他们词风有相近之处,又都是宋末元初词坛上的佼佼者,故清人称他们为“宋末元初四大家”。
苏州派:是明末清初之际活动在苏州一带的重要戏剧流派。它以李玉为代表,包括朱素臣、朱朝佐、毕巍、叶时章、陈二白等。他们彼此交往密切、经常合作写剧,以至形成了共同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他们都来自社会的中下层,大多毕生从事戏剧创作,多写关注现实的政治剧和时事剧,他们既精通音律,又熟悉演艺优人,其剧作适合搬上舞台演出,具有较强的市民色彩。
宋诗派:道光、咸丰之际,诗体也发生了变化,其方向是“宗宋”或“学宋”。所谓“宋”与“宋诗”,概指以苏轼、黄庭坚为主的宋人诗风,上溯开启宋代诗风的杜甫及韩愈。“学宋”大体上是提倡以学问补充性情之不足,以文法入诗,同时以宋诗的开拓精神去扩大表现范围。这一诗派发展分三个时期;道光、咸丰之际为第一期,程恩泽等首倡,何绍基等为重要人物;咸丰、同治之际为第二期,曾国藩为其首领;光绪、宣统至民初为第三期,“同光体”为其代表。民国以膈,论者称这一诗派为“宋诗派”,或“宋诗运动”。
四大奇书:从清代开始,人们通常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称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四大奇书”。这四部小说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四种类型,即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摩小说和世情小说;实际上,它们又是南宋时期说话艺术中主要四家的延续和发展:即《三国演义》是讲史小说的发展,《水浒传》是说铁骑儿的发展,《西游记》是说经小说的发展,《金瓶梅》则是小说家小说的发展。
“三体”诗:宋初诗坛诗派林立,主要有三派:一是白乐天体,代表人物是李昉、姚铉和王禹偁,他们倡导学习白居易后期的闲适唱和诗;二是西昆体,代表人物是杨亿、钱惟演和刘筠,他们倡导学习李商隐的近体律诗;三是晚唐体,代表人物是林逋等,他们推崇贾岛、姚合,多写闲情逸趣。宋初“三体”诗,即指三个诗派。
神韵说:清代前期,诗坛权威人物王士祯重视文学独立的艺术价值,从唐代司空图的《诗品》和明代严羽的“妙悟”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说中寻找诗歌的真谛所在,提出了影响一代诗人的“神韵说”。“神韵说”就是力图摆脱政治等社会因素对诗歌艺术的干扰,更多地关注诗歌本身淡远清新的意境和含蓄蕴藉的语言,从而加强诗歌排闲解愁的消遣娱乐功能。为此,竭力提倡唐代王、孟、韦、柳一派的诗风,作品也以描写山水景色和个人情怀为主,但缺乏真情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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