兑甚至金融危机。如2006年澳门汇业银行被美国当局指责为涉嫌洗钱引发的挤兑事件。
严格而有效的反洗钱监管,可以推动金融机构严格履行反洗钱义务,通过健全内控制度,完善工作流程,规范业务操作,增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有效地防御操作风险、道德风险、法律风险等各类风险,确保合规经营,促进良性发展;还可以避免洗钱活动对金融市场带来不良影响,有助于净化金融环境,树立金融机构的良好社会形象,增强社会大众对金融机构的信任感;从长远来看会促进清洁外资的大量注入和金融机构的正常运作,从而加快一国金融业发展的步伐。近年来,随着信息的电子化和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反洗钱监管,也是一国金融市场融入国际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必要前提之一。
三、法律的不完备性与反洗钱监管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加利 贝克用严格的经济学方
[1]
式得出一个基本推论:当法律设计到最优,有法庭来执法是最优的制度,不需要监管机构。但是,实际中为何还要引入监管呢?一是“市场本身并非总是完善的”;是“引入监管可以解决上诉的成本和信息;,种解释:,但现实情况性。因此,法律具有不完备性,不可能达到最优。而如果人们知道法律的局限,就会钻法律的空子,法律就失去了最优的阻吓作用。由于法庭的执法方式上是被动的,执法只有在上诉后才进行,而监管是一种主动的执法方式,可以在有害后果和事件发生之前监督、调查、甚至要求停止某一行为。因此,在法律不完备时引入监管机构的主动式执法就可以改进执法效果。
在反洗钱的制度体系中,刑事法律规范制定了洗钱犯罪及其刑罚,以打击洗钱犯罪活动;制定了适用于金融领域的反洗钱法规,从洗钱最经常发生的渠道直接入手,构筑起防范洗钱的防线。两者紧密结合,构成反洗钱的制度核心。但反洗钱法律制度在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的同时,同样存在不完备性。因此,一方面,需要监管者主动执法,并具有相机抉择权,有效应对现实反洗钱工作中的复杂性、多变性;另一方面,还要求监管者适时制定适用时间相对比较灵活的部门规章、文件以及指引等以有效弥补法律的不完备性,防止因法律的不完备性带来的空缺给社会可能带来的灾难。
四、博弈论分析与反洗钱监管
在金融业反洗钱问题的研究领域中,近年来,博弈论的方法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相关博弈分析认为,国家监管机构是反洗钱指令的发出者及其实施情况的监督者,而金融机构是指令的实施者。在反洗钱指令的实施过程中,国家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动态博弈。金融机构可以控制自己在反洗钱工作上的努力程度,而监管机构通过对金融机构的监督检查(如定期或不定期的现场检查)来判断其努力程度从而决定奖惩。每一阶段后,监管机构可以观察到金融机构上一期的努力程
度,金融机构也能了解监管机构上一期的监管力度。因而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都根据上一阶段得到的信息来决定下一阶段的行动,从而监管机构的监管力度和金融机构的努力程度向均衡状态收敛,即在该收敛点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达到博弈均衡。
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可以用一个简化的模型来考察监管机关与金融机构间的反洗钱博弈情况。假定金融机构的成本由常规成本组成(Cn)和反洗钱成本(Ca)(消极反洗钱情况下不需承担)。金融机构的收益由两部分组成:手续费用(包括常规收入Mn和洗钱收入Ml(积极反洗钱情况下无此收入))和可以获得的政策优惠(F)。如果金融机构选择积极反洗钱,则如上文所分析,其成本包括了常规成本(Cn)。
表1 nl+F-CnLa=Mn+F-Cn-Ca
(假定监管发现
的概率为P,0<P<1),金融机构将担负相当巨大的处罚成本(Cp),同时从中央银行取得的优惠政策(F)和洗钱收入Ml将不复存在。综上所述,金融机构的净收益(Ln’)可由(1)式表示:
Ln’=(Mn+Ml+F-Cn)-P(Ml+F+Cp)=Ln-(1)P(Ml+F+Cp)
在金融机构消极反洗钱的条件下,监管机构不监管的成本为0,收益为-G,监管的成本为Cr,收益为-G;在金融机构积极反洗钱的条件下,监管机构不监管的成本
为0,收益为0,监管的成本为Cr,收益为0。综上,监管机关与金融机构间的博弈结果如下:
表2 监管机关与金融机构间的博弈情况表消极积极
不监管
(Ln,
-G)
(Ln’,(La,
监管
-G-Cr)-Cr)
(La,0)
如果不存在任何先验信息,(消极,不监管)将是博弈的纳什均衡,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另外,由于外部
性的存在,(积极,不监管)策略组合是不现实的。所以,反洗钱监管应作为先验信息引入上述博弈,即监管机关要有作为,并且通过作为使La>Ln’,同时保证Cr<G,唯有这样监管机关才能获得现实的最大博弈净收益-Cr。要使La-Ln’>0。简单运算可得:
(2)La-Ln’=P F-(1-P)Ml+P Cp-Ca
在(2)式中,监管机构可以影响的变量是P、Cp、
F以及Ca,P、Cp、F越大、Ca越小,La-Ln’越有可能
大于零。P的大小与监管机构的反洗钱监管能力正相关,
Cp的大小取决于监管机构发现金融机构消极反洗钱后的
处理措施是否得当,F的大小与监管机构的反洗钱激励杠杆运用有关;监管机关虽然不能直接决定金融机构的反洗钱成本(Ca),但是可以通过制定科学的监管规则、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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