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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边城》与《果园城记》叙事策略比较

浅谈《边城》与《果园城记》叙事策略比较

方式传达了抗战时期作家的自觉使命。相较于沈从文笔下的理想世界,师陀的果园城更真实、更原生态。故事发生在作者熟悉的北方小城。其中,有不知情的老母经年等待早已被枪毙的革命者儿子回家,营造出人间的悲戚与惨烈(《期待》);有29岁却为自己绣了够穿30年衣裳却待字闺中的秀姑(《桃红》);有外出闯荡十几年,失意归来时发现,果园城已忘了他,再次出走的孟安卿(《狩猎》)……这些作品“用现在的眼光透视过去在今天的境况,在几分惋惜、几分哀伤中预示了一去不复返的传统小城未来的命运”。[2]P292作者在开篇就提到自己所写的并不是哪一个具体地域上的小城,它是“一切这种中国小城的代表”,这个远离都市喧嚣的小城表面看去平和、安详、悠闲、静谧却又近乎停滞和慵懒,它不正是旧中国社会制度、文化生存环境的真实写照吗?作品中的众多人物,作者并不是就写一人而写一人,而是就一人而写这一类人,即“老中国”的普通儿女们。透过他们的人生苦难和悲欢离合,师陀揭露和讽刺了古老中国小城及其居民的停滞与病态生活。这一个个人物群像,总体上构成了他的乡土世界。

二、叙事视角策略

叙事视角是叙事者在叙事中的切入角度。恰当地运用叙事视角,不仅有助于作者话语的表达,还能增加作品的意蕴含量。透过《边城》和《果园城记》独特的叙事视角的运用,我们可以倾听沈从文和师陀追求心灵自由、诉说生活情趣和生命体验的话语心声。

《边城》为我们叙述了一个古朴凄美的爱情故事。作品总体上选取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让叙事者冷静、客观地诉说生活的情趣和生命的思考。全知视角是指叙事者在叙事中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能自由控制叙事。它具有展现广阔生活场景、自由转换叙事视角的优势。在《边城》中,作者通过对叙事者的自由转换凸显了不同人物视角下的真实人生,也争取到了叙述者的自由话语权。如叙述者眼中的翠翠美丽纯情,“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1]P124。而爷爷眼中的翠翠如同已经逝去的女儿一般,不由得一直忧心于她的未来。最初见面时,傩送眼中的翠翠是那样俏皮而又懂事,“‘狗,狗,你叫人也看人叫!’翠翠意思仿佛只在问狗‘那轻薄男子还不值得叫’,但男子听去的却是另外一种好意,男的以为是她要狗莫向好人叫,放肆地笑着,不见了”[1]P132。此时,翠翠眼中的傩送就是一个轻薄男子,完全没有世人口中的品行。小说中多有类似的视角转换,爷爷视角下的翠翠、翠翠眼中的爷爷、爷爷视角下的大老、二老及翠翠母亲等。在这种视角的流动中,节奏舒缓而富有生气,从而建构了沈从文理想化了的湘西世界,体现出他对美好人性的追求和重铸国民品德的希望。

《果园城记》采用第一人称“我”“回溯性”的叙事视角,将作品中的诸多故事有机地结合起来。小说以“我”也就是马叔敖这一人物的返乡之旅展开叙述,通篇十七个故事大多是“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我”贯穿于《果园城记》始终,小说中依次出现的景物、事件、人等自然都带上了“我”的情感特征;“我”又是个长期离乡远行的人,是现代文学史上常见的那种“漂泊者”、“寻路人”[3]P93,因此对于故土风物人事的观察与审视不仅渗透了怀旧的情结与历史的沧桑感,更带上了知识者努力进行理性思索和哲理探寻的意味,这无疑有益于增强小说的情感厚度和理性意蕴。如《果园城》、《葛天民》、《期待》等作品,通过“我”这一叙述者在返乡过程中的所见所感,凸显了叙事视角在时空上的转变,以今之见闻感慨世事的多变,岁月的蹉跎。素姑在往昔的“我”眼中是那么富有青春韵致,苗条的身段、细腻的皮肤一一呈现在脑海中,而孟林太太的端庄与严正则同样历历在目;转而今昔“我”看到的素姑则是一副憔悴的模样,孟林太太已是耳聋眼花了。通过这种视角的“越界”,不禁让“我”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孟林太太是怎样变了啊!”“素姑小姐是插在明窑花瓶里的月季,已经枯干,已经憔悴!”面对这种“物是人非”的境遇,叙述者在心灵受到震撼的同时,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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