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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新《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进步与不足——兼评新《公司法》股东诉权制度

新《公司法》第22条是在对原《公司法》第111条的调整修订,此次修订是对我国原本单薄的股东诉权制度的大力完善,也是对学术界呼吁构建完整的股东诉权制度的响应。但其在作出巨大进步的同时,本身仍有值得商榷之处。本文着限于这一条文的剖析,并对股东诉权制度的完善提出意见。

刍议新《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进步与不足——兼评新《公司法》股东诉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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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新《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进步与不足——兼评新《公司法》股东诉权制度

经济与法

刍议新《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进步与不足

——兼评新《公司法》股东诉权制度

□

(武汉大学法学院

摘

要

杨正寰

湖北

武汉

430072)

新《公司法》第22条是在对原《公司法》第111条的调整修订,此次修订是对我国原本单薄的股东诉权制度的大力

完善,也是对学术界呼吁构建完整的股东诉权制度的响应。但其在作出巨大进步的同时,本身仍有值得商榷之处。本文着

限于这一条文的剖析,并对股东诉权制度的完善提出意见。关键词

股东诉权制度

直接诉讼

代表诉讼

股东赔偿请求权

文章编号:1009-0592(2006)10-046-02

将股东诉讼局限于直接诉讼,且新公司法于第152条中,明确了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具体条件,使我国公司法首次在法律中明文确立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虽然在之前的司法实践中,我国一些地方法院的法官运用司法智慧,默认了股东的代位诉权①,但对比个案审查,新公司法建立的普遍性、可操作性的规则,对于切实保护股东和公司利益,促进实体正义和提高司法效率无疑更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新《公司法》某些制度设计仍不尽合理,具体操作性和实用价值也有待提高。具体到第22条,笔者认为,至少以下方面仍有值得商榷的余地:

第一,将股东质疑“三会”效力的诉权与股东诉权制度规定于同一条文中,导致体系上的问题和适用上的困惑:从内容上看,本条规定的是股东对“三会”决议效力的质疑权,并没有明确标明其为股东诉讼权利的概括性规定。但首先本条是由原公司法第111条修订而来,而学术界通说认为原《公司法》第111条是原《公司法》中唯一的关于股东诉权的规定;其次立法者将本条置于新公司法总则中。从逻辑上推断,很难认为立法者会将股东对“三会”决议效力的质疑权这一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制度的一种单独列出并置于总则中,而将其他此类地位相同的诉权,如异议股东的股份买入请求权,申请法院解散公司权等规定于分则的各处。因此,可以认为立法者意图将本条制定为股东诉讼权利的一般性、概括性规定,只是事与愿违:

这种将两个层面的制度一并规定的做法,一方面使新《公司法》设定的股东诉讼权制度显得零散无序,如本条规定的是股东对“三会”决议效力瑕疵之诉,而股东强制执行查阅权之诉规定于第34条,异议股东的股份买入请求权规定于第75条,股东请求董事停止违法侵害行为之诉规定于第153条,股东关于公司解散之诉规定于第183条,等等,不利于股东救济制度的体系化,使本条失去了作为总则的价值,令新《公司法》的结构不尽于严谨;

另一方面,首先新《公司法》仍没有规定一些国外立法例中常见的诉权,如公司的设立瑕疵之诉,公司增资、减资无效之

②

诉,公司发行新股无效之诉,等等,而现实生活中股东的确存

中图分类号:D922.29文献标识码:A

本条是公司法于总则部分对股东诉讼权利的概括规定。本条是对原公司法第111条的调整修订,与原第111条相比变动较大:首先,原公司法第111条规定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一章中,似乎仅仅赋予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诉讼权,而未赋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诉讼权,实际上造成了对两类公司股东权益保护的不平等,也一直为学术界所诟病;而新公司法将股东诉权规定于总则部分,明确了对所有类型公司股东的平等一体保护,是我国公司法治的一大进步。

其次,原公司法第111条仅规定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时股东可行使诉权的情况,而且这种诉讼也只以“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与侵害行为”为限,一方面,很明显原《公司法》是以民法中侵权行为的角度来审视公司对股东权益损害的,并未考虑到公司法作为商法,股东行使诉权对商事交易的影响,仅仅制止违法侵害行为,而未对该决议的效力作出确定;另一方面仅仅以“违法行为”来界定这种侵害行为,只强调实体而忽略程序,更关键的是完全无视公司章程对公司及其机关、股东的效力,重公司法的强行性而忽略其意思自治性,使这一条文带有相当浓厚的行政色彩;而新《公司法》第22条明确了股东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实体或程序的违法、违反章程这四种情况的法律后果,并规定了可撤销情况下股东请求将其撤消的形成权之除斥期间,以及被撤销后需履行变更登记等,这些都是立法者对公司法作为商法性质的认识深化:股东诉讼权利的行使,不仅是其维护自身权益的方式,也是促使股东以维护自身权益从而维护资本安全的重要制度;将违反章程列为可撤消之原因,确认了章程作为规范公司组织与活动基本准则和依据的地位,肯定了章程对公司及其机关以及股东的契约性的法律约束力,表明我国公司法寻求从政府严格管制向公司意思自治的转变趋势。

再次,原《公司法》第111条将“侵犯股东合法权益”作为股东提起诉讼的要件之一,似乎仅仅赋予股东因自身利益受到直接侵害而提起诉讼的权利,学术界通说也认为此条是股东直接诉讼权的规定,而代表诉讼权缺失。新《公司法》第22条中,删去了“侵犯股东合法权益”这一条件,即在总则的设定中,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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