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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王安忆《桃之夭夭》与“身体写作”
白军芳









郑升旭
最常在女性文学批评中说的一个名词可能就是“女性的声音”了,它不仅暗示着与男性话语的决裂和批判,而且旗帜鲜明的表达一种新的思维方法和价值标准。其实“女性声音的丧失”的观点在女性文学批评上,标志着因菲勒斯中心文化强权所造成的女性意识的边缘化。王安忆在《桃之夭夭》(见《收获》第五期》)中通过女主人公“声音丧失”的历史性展示,对男权话语体系,甚至男权文化体系进行了成功的“解构”,与当前那些企图匆忙“建构”女性话语体系的“身体写作”派形成了鲜明对比,令人耳目一新,且令人对传统小说写作中的“话语”立场问题也不得不进行历史性的反思。
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女性文学异军突起,但由于对“什么是真正的女性文学”这一问题反思不足,准备不够,人们便把当前文坛出现的大批带有先锋性姿态的女性“身体写作”者如棉棉、木子美等误认为就是女性文学的代表,于是让文坛充满了女性的呻吟、喘息与尖叫,似乎这就是“女性的声音”。但从真正女性文学的本质出发,这些“文学”似乎与女性文学还有一定距离,甚至关系不大。什么是女性文学?虽则当前尚无一个统一的、权威的定义,但可以“自明”的本质应当是:用女性视角来展示女性自己的价值需求为目的。从这一本质出发,就会看出,棉棉们的女性文学,不过是满足了男性们喜欢听的“尖叫”,甚至她们伸张的女性只是作为一个生物体系存在
小
说作家作品研究
的“身体(器官)发达、头脑(灵魂、理性)简单”的个体,这反容易堕入男性视角的另一变种。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新的女性题材领域不等于女性文学,先锋性不等于本质性。正如一个男性作家假如去写男性的私人领域和隐秘感受也可能部分满足女性的“窥视”需要,因而这种男性写作也说不上是男性话语霸权的体现。总之,由于这两个领域并不重合,各自独自存在,因而没有可比性。它反映的是“存在就是合理的”,并不反映“合理的”就应当是“存在的”。相反的,具有可比性且能够判断出“性政治”色彩的,应当是男女共同生活在其间的社会领域、文化领域,甚至政治领域。只有在这一共同领域,才可能产生出一个共同的理想的合理性尺度,才能体现出性别文化的差异。
那么,如何理解阿登那夫妇所描画的女性“失语失声”的“野地”?笔者认为应当理解为主要不是指题材领域,而是主要指文化与文学领域。要展示这一“野地”,展示这一有声与无声的差别,恰恰需要在两性生活的共同领域,即本不应有性别差异的社会生活领域,才能反映其性别延伸的非自然性与不合理性,而不是也不应该是在两性的私人领域、生理领域。因为在私人领域,这种差别是存在的,也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女性文学应当着重于展示人的社会属性的性别差异,而不是自然属性的性别差异,才能在“差异决定意义”的共同结构中让人们看出男性话语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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