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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政府管制的改革趋势及其启示

政府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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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卷,总第98期)XINGZHENGLUNTAN他山之石行政论坛2010年第2期

机构自由裁量权的审查及对管制程序行为的审查。对自由裁量权的审查,就是对管制机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进行司法矫正,避免权力滥用,促进良好管制。对管制程序行为的审查包含对管制机构是否依程序管制、管制程序形式是否合理、以及对管制程序参加人的程序行为进行审查。发达国家在政府管制中的公众参与一般包括管制调查机制、管制协商机制以及管制协商,使管制过程建立在管制听证机制。通过民意调查、

充分的利益表达基础上,为企业和公众提供积极参与管制过程的机会,有助于确定更优方案,提高管制质量,使得管制决策能被更好地遵守。管制听证机制是公众参与管制决策的最正式、最严格的机制,公众参与管制听证。必须选出听证代表人,由其代表广大公众参与听证。听证代表应恪守职责,真正发达国家采取了相代表并维护公共利益。为了确保公众参与,

应的措施。如英国:一是力求公开,政府把管制法规草案公开在因特网、大众媒体上,以广泛征求社会各利益集团的意见;二是反复修改,政府将各利益集团的意见加以整理,并据此对管制法规草案进行修改,然后将这些信息与公众见面,再次征求意见,作为制定有关法规的依据[2]。美国《行政程序法》所:管制机构应公布管制政策、程规定的通知和评论程序要求[3]

序和方法等,并必须给予与此有利害关系的任何团体合理时)进行评论,将收到的相关意见予以公开。间(通常最少30天

同时,发达国家还在各行业建立了相应的消费者组织,以促进公众参与,如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自然垄断产业建立的煤气消费者委员会、自来水顾客服务委员会、电力消费者委员会等,它们都独立于政府管制机构和垄断经营企业,只代。表消费者利益[4]

(三)成本—收益分析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政府管制需要支出成本,必然要考虑经济方面的承载力。因此政府管制的改革必须分析实行新的管制制度的预期成本和收益问题,就是将成本—收益分析引入政府管制改革过程中,这方面在发达国家受到了越来越大的重视。经济合作与发“考虑到管制效应是在全社会内进展组织提出一条重要原则:

[5]176

行分配,管制应该在合理的成本上创造收益”。美国是对

筹备管制方案的政府业绩标准的方法。英国从1985年开始,

部门被要求实行服从成本评估,而且在管制施行过程中,特别重视给小企业带来的负担,2002年开始试行对管制影响评估中要考虑竞争因素的要求,并开始对所有的管制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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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实行[5]

二、管制范围和管制方式进一步调整

发达国家政府管制改革另一方面的表现为管制范围和管制方式进一步调整,主要是经济性管制的放松、社会性管制的加强和管制方式的改进。

(一)经济性管制不断放松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发达国家在政府管制中愈加重视压缩政府的管制职能,降低企业的行政符合成本,利用市场机制提高企业效率。放松管制在许多传统经济性管制领域纷纷发生,在通讯、铁路、公交、货运、航空、原油、天然气、银行及证券代理等行业都能看到大规模的放松管制[8]。如美国自1981年里根发布第12291号行政令以来,政府陆续施行了放松管制的政策:根据1984年有线电视解除法解除了联邦政府对有线电视的管制;解除原油和精炼石油产品控制的行政命令,对石油的价格控制被解除;根据1989年的天然气源头价1982年AT&T公格解除控制法,解除了对天然气的价格管制;司的分解,美国长途电话市场生成,1996年克林顿签署了新的电信法案,相当程度上解除了对电信业的管制;等等。英国的放松管制从20世纪70年代末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改革开始,逐步改变过去政府管制直接性、全面性和强制性的特点,放松进入管制。

(二)社会性管制进一步加强

健康、安随着发达国家进入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环境、全等问题直接威胁到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同时,社会福利和人权保护思潮不断高涨。这些因素推动着涉及消费者利益保护和大众健康、职业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社会性管制进一步加强。社会性管制的加强主要是完善管制法规、加强管制机构建设。一方面是完善社会性管制法规和标准体系,强化管制依并配以更为据。发达国家进一步完善了社会性管制法规体系,

严格、细致的技术标准作为重要执法依据,并且由针对最终产品的质量标准逐步演变为涉及最终产品、半成品、原料的全方位标准体系,力图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性管制的严密性。如美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制定的工商管制条例的数量比以前增加了两倍,仅仅就水和空气的净化问题制定的环保条例就多达7万多项。而美国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管制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基本上是无管制或弱管制状态。1970年通过《职业安全与健康法》,一年后成立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开始对工作场所实行强制性管制,并越来越强化,工伤事故与职业病发病率有了明显下降。截至2002年有记录可查的总事故率,从1997年的7.1%下降到2002年的5.3%,达到了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劳动统计局开始有事故率记录的最低点[9]。另

管制制定过程采取严格的成本—收益分析的典型代表。政府管制研究专家霍普金斯对政府管制各个环节带来的总成本进行了综合评估,得出的结果是:以1991年美元衡量,1977年,政府管制带来的直接成本高达1200亿美元[6]。巨大的管制成本招来了批评,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美国政府开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对管制政策及其实施进行评估。1977年,卡特总统力主成立专门的管制分析评估小组(RARG),以加强对管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克林顿政府时期明确地提出了新的衡量管制行为的标准,1993年的《12866号行政命令———管制的计划和审核》要求管制法规都必须进行成本—收益分美国联邦政府的管制出现了一些新的积极动析。在那以后,

向,如社会性管制中为了降低成本采取的措施[7]:一是力求制定的管制标准更加客观实际;二是改变以往的技术标准,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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