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在法律和制度范围内解决冲突的时候,第二阶段的转型完成,民主政体可以被认为已经巩固。
[18](P56-58)简言之,所谓“民主巩固”就是民主程序必须被视为唯一的权力游戏规则。[19](P111) 按奥唐奈和施密特等人的假定,威权政体的“民主转型期”又可具体区分为政治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两个次级过程。政治自由化意指国家对个人或团体基本权利不当限制的解除;民主化意指政治权力转移的制度化过程。[15](P7-8)政治自由化只是威权政体放松镇压、扩大公民自由的局部的开放措施,或如普里萨沃斯基所说的“对政治空间的有控制的开放,这种开放性取决于政治活动的结果与威权主义权力机构的利益和价值是否兼容”,[17](P61)这种开放范围通常不包括以自由竞争的选举方式来选择政府领导人。民主化不仅涉及到公民社会的开放,还包括人民可以通过公开、自由、公正的全国性选举决定政权由谁来掌握。[20](P6)换言之,政治自由化指的是个人与社会团体的权利扩张;而民主化则进一步要求全面开放参政管道,包括完全竞争性的选举,其结果可能导致政权合法转移。
对威权政治转型及其研究范式,笔者大致提出以下几点基本看法。
第一,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及由此带来的民众教育水准提高、社会多元化和中产阶级的形成等结构性要素,无疑是有利于威权政治转型或向民主制社会过渡的条件,但并不足以使民主成为必然或直接造成民主化。如果没有政治体系内“政治行动者”的行动,政治体制的转型仍然没有可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的政治结构决不是紧跟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这种剧烈的变革立即发生相应的改变”。[21](P446)“总的来说,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
用。”[22](P701)如果把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化约为一种线性的直接关系,其对政体转型的解释力必然会大打折扣。就此而言,无论是经典现代化理论,还是作为其延伸的结构分析方法,基本上都没有超越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范式的解释力。笔者认为,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对政治发展的意涵,毋宁说主要在于前者提供了各种政治力量互动的基础,即如恩格斯所说的,“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22](P196) 第二,与结构分析研究途径相比,策略互动研究途径关注促成民主转型的直接因素,在时间面向上着重考虑处在转折点时期的因素。此种研究途径的优点是直接切入政治过程的动态面,比较能掌握动态的政治过程,并使得政治精英在民主化过程中的角色凸显出来,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和无关紧要的依变项,同时也是一个能影响民主转型结果的自变项。但是,对照结构分析法的研究缺失,策略互动论过分强调政治精英的主观意愿与能力,忽略了影响精英作决策的环境。虽然精英的个人特质、理想和信念,对其在面对政治转型时可能的反应肯定有很大影响,但无疑政治精英所做的任何决策都不会是凭空的,都会受到当时既有的社会结构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在分析他们的行动时,需要将影响他们作决策的环境以及对此作“理性”计算后的策略选择,列为重要的解释变量。这也说明,如果将政治转型的结构因素(合法性、经济、外部条件等)联结政治过程中政治行动者的互动,来分析转型的过程,可能更有助于接近或揭示事实的真相。因为历史的“最终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22](P697) 第三,不同的转型时机和路向,会产生大相径庭的结果。亨廷顿曾将20世纪后期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征归纳为妥协、参与与适度交易。[12](P203)但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事实看,这一特征只在台湾表现得最为明显,韩国次之,其他国家并不尽然。东亚威权主义政权的转型,具体表现为两种路向:一种是民间力量自下而上促成的,威权统治者在此一过程中显得被动,也导致转型中出现很多的暴力和冲突,此种转型可称之为“硬着陆”式转型,例如80年代中期的菲律宾和90年代末的印尼;另一种是由执政党由上而下主导推动的,同时容忍反对势力由下而上的推动,转型的过程相对比较平稳,可称之为“软着陆”式转型,例如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台湾。如果按林兹和亨廷顿关于政治转型类型的分类,[12](P142)菲律宾、印尼的政治转型属于“决裂”(“置换”)模式,韩国是“移转”模式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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