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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男子而作闺音_唐宋词中的一种文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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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男子而作闺音_唐宋词中的一种文学现象

文化教育

“男子而作闺音”

———唐宋词中的一种文学现象

李勤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广州佛山528000)

摘要:浅析了唐宋词中“男子而作闺音”这种文学现象的背景、作用及影响。

关键词:男子而作闺音;唐宋词;背景;作用;影响北宋史称其为人“刚简”的名相晏殊,因为善于写宛转妩媚,带有女性声腔的词作,而被王安石批评为有失身份,说:“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尽管晏殊的儿子晏几道为其父辩解:“先公平日,小词虽多,未尝作妇人语也。”哪知偏有一位蒲传正听后不服气,举出晏殊《玉楼春》词中两句:“绿杨芳草长亭

”反问小晏道:“岂非路,年少抛人容易去。

妇人语?”确实,唐宋词中存在着一种颇为奇特的文学现象,正如清代词论家田同之所指出:“男子而作闺音”(《西圃词说》),明明

,作“妮子是文人士大夫,偏爱发“妇人语”

态”去从事词的创作,且这些现象还相当普遍。被人们尊为词坛豪放派的开山之祖的苏轼,其《东坡乐府》现存的三百四十多首词中,豪放词竟不足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而较多的却是明丽、妩媚的婉约词,且多上乘之作。正如贺裳《皱水轩词笙》云:“苏子瞻有铜琶铁板之讥。然其《浣溪沙 春闺》曰:‘彩索身轻常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如此风调,令十七八女郎歌之,岂在‘晓风残月’之下”。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领袖欧阳修也未能跳出男女恋情,离愁别恨的格调,吟唱:“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之类的华艳闺情。而刚毅执拗的政治家王安石也在《谒金门》(“红笺寄与添烦恼,细写相思多少。醉后几行书字小,泪痕都了”)中不知不觉地使用“柔丽之语”抒写离别相思之情。这些名公,德行高尚,刚正立朝,文章典雅,虽有艳丽之词,吴处厚亦为其辩护说:“文章纯古,不害其为邪;文章艳丽,亦不害其为正。然世或见人文章铺陈仁义道德,便谓之正人君子;若言及花草月露,便谓之邪人,兹亦不尽也。……然余观近世所谓正人端世者,亦皆有艳丽之词。”(《青箱杂记》卷八)吴氏意在说明,名公们是可以有双重精神生活的,某些艳丽之词并不足以损害他们的品格。这无疑是对艳丽之词的肯定,但也揭示了词体与传统诗体的体性区别:词婉于诗,以艳丽为特色,以表现儿女之情见长。正如明代词学家李东琪概括道:“诗庄词媚,其体元别。”(王又华辑《古今词

)。那么,婉约词中的那种女性化倾向,隐论》

藏着什么样的审美心理呢?

我们先看词产生的背景。词起源于唐代中期的“曲子词”,它是配合音乐而歌唱的一种新体歌辞。供歌者在花间尊前演唱,以达到赏心悦目的娱乐效应。直到唐末出现被宋人尊为“近世倚声填词之祖”的《花间集》,才奠定了婉约词的基本风格。在《花间集》的序言中,五代后蜀词人欧阳炯是这样描绘作词的环境与

动机的,“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

”就是说,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

豪门贵族的公子、佳人们,将词写在花笺上,举起纤细的玉指,按着板拍来唱。他们所写的都是清丽的文辞,用以配合娇柔的舞姿。可见词作的目的开始是为了应歌。文人词既然诞生于这样“莺哼燕舌”的音乐环境中,它自然会“屈从”于女性歌唱的需要,使词的主题、风格、语言乃至声腔都服从并满足于她们的特殊需要。正因如此,才形成了词的风格偏向于轻软、阴柔、婉约。宋代词坛承袭晚唐五代“花间派”词风。宋王朝于公元960年建立后,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社会财富和生产水平逐渐超过了历史上的汉代和唐代,出现了城乡区别,中国市民阶层兴起,宋都城东京(河南开封)出现市民的游艺娱乐场所———瓦市,瓦市最重要的伎艺之一是演唱通俗歌词的“小唱”,它以抒情方式表达了市民群众的情绪和愿望,深受民众的欢迎。尤其是当女艺人语娇声颤、字真韵正地演唱起来能产生特殊的美感效果,可起消遣与娱乐的作用,使人们能在紧张的劳动之后或繁忙公务之余,得到身心的休息。在这种场合,人们是不愿接受政治道德教化的,由于接受群众基本上都是男性,于是娇美的歌伎,艳科的内容,通俗的演唱,便最能满足男性的审美需要。由此,词体文学围绕着文学艺

—爱情,迅速繁荣起来。术的永恒主题——

另外,在文坛中,传统的文学体裁———散文和诗歌仍占主导地位,新兴词体与正统的诗、文各司其职,界限分明。人们眼里把词看成“艳科”、“小道”、“诗余”,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谈情说爱、旖旎风流之类的内容,才用词这一体裁来写。由于词学观念的束缚,使文人在创作词时,把它当作“娱宾遣兴”来写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词体现出女性化倾向。

但是,以上只是从历史的背景方面来分析,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在词人好作“闺音”的创作潮流深处,毕竟包含了某种程度的新观念、新信息。否则,它无法成为文学史上一种合理的存在,也不能因此而创作出许多受人赞赏的优秀词篇。

首先,词中涌现出“男子而作闺音”的作品,有一部分只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产物,也就是说,正是某种共同的时代心理和审美趣味,暗暗驱使这些词人,使他们不约而同、习惯成自然地写下了这些为女性“代言”其心声的作品。一方面,是人们常说的“比

,比如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兴”、“寄托”

消几番风雨)》,词中,他将自己“化”为一位

失宠的后妃,用女性伤春的哀怨口吻倾吐他对国势不振的忧急。其实,用“香花美人”喻托自己的政治情怀,最早可追溯到屈原的《离骚》,可谓由来久矣。可见,作者并非真有兴致描摹女性心态,只是一种委婉的“比兴寄托”的创作传统。另一方面,与这传统截然不同的是作者饶有兴趣地刻画妇人心态,不为寄托,只是纯粹的一种趣味,因而它的“女性”特征更加明显,艺术境界也更臻丰满、细腻。以李后主的《菩萨蛮》为例,明明是他向小周后调情,却写成小周后向他“乞怜”(“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它的背后是一股低级趣味的向女性调情意识及把词作为抒发猎艳之情的工具来利用,显然是不健康而消极的。

其次,词中“男子而作闺音”的作品,不管怎样,多少也体现了社会对于妇女的注目和关心。中国封建社会,向来男尊女卑,因此,妇女的命运、痛苦,妇女的喜怒哀乐的内心世界,在文学上,除了民歌之外,一直少人问津,为男性作者所遗忘。这种情况,直到唐代才开始有所改观:唐人传奇如《莺莺传》、《霍小玉传》等以女性为主角的名篇,不少“宫怨”、“闺怨”诗和元、明一些妇女诗篇,已开始触及妇女问题,这无疑是文学表现领域的一种开拓。而到了唐宋词中,很多士大夫作者不惜彻底放下架子,“设身处地”、“体贴入微”地体味女性内心世界,并不惮于丢失自己的“身份”,为那些地位低微的歌妾立言,这本身就可视为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比如长期混迹于下层社会的柳永,他对女性就抱有了更多的同情和关心,甚至还与她们结下深挚的友谊和恋情。生前,他和很多知心女友固然是两情缱绻,而在死后,也是由她们集资安

,自然触发了柳永的葬,这样的“生死之交”

深情。他在《定风波》一词中,倾吐了深深的祝愿:“镇相随,莫抛躲,针线慵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这在歌妓而言,不啻是“爱情至上”的宣言,而就柳永来说,也显露了他那种有别于一般文人对侍妾所持的“垂爱”态度,多少带有“平等”意味的较新的“妇女观”和“恋爱观”。这种新的思想意识影响着广泛的文人作者,是社会日益进步、人性抬头所带来的思想观念方面的变化而体现在词作上。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词中大量出现“男子而作闺音”的现象,昭示了古代文学在审美心理方面的重要转变。众所周知,文学风格是多样化的。笼统而言,大概可分为“刚美”和“柔美”两大范畴。但我国古代(下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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