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隐私权保护中权利冲突产生的原因

患者隐私权保护中权利冲突产生的原因

(一)患者隐私权的调整范围难以界定

隐私权概念高度抽象，模糊而不确定，隐私权的调整对象隐私，范围及于整个私生活领域，但私生活的畛域如何界定本身就莫衷一是，而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医生和患者的特殊关系使这样的界定更是难上加难。在实践中，人们每每谈到这一内容时总是采取列举的方式,

[9]如认为患者隐私包括“身体状况、既往病史、身体肌肤形态、个性倾向和性生活等情况”

等等。隐私毕竟是患者的一种主观感受，哪些信息有保密价值、哪些没有,因人而异。即便我们规定患者隐私的范围仅仅是患者在诊疗服务过程中被合法获悉或探触的、与诊疗密切相关的个人信息、事务和领域,并且借鉴知情同意中说明义务的判断标准——“合理患者说”,来界定患者隐私的范围,即先拟制一个一般理解能力、一般教育程度的患者，按照这个拟制的“合理”患者认为不宜公开的医疗资料、个人信息、事务、领域作为患者的隐私，但是“一般理解能力”、“一般教育程度”又怎样界定？现代文明的不断进步又使隐私权面临着无穷无尽的挑战，言论表达的自由、科技进步的风险、相关部门的责任，何谓正当，何谓不正当,难以一概而论。隐私权不是权利范围的预先设定，其只不过是私生活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无休止战争中的一道临时疆界而已。

(二)法律本身具有缺陷

柏拉图在其早期著作《政治家篇》中，阐述了关于法律局限性的观点:“法律决不可能发布一种既约束所有人又对每个人都真正有利的命令。法律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完全准确地给

[10]10社会的每个成员作出何谓善德、何谓正确的规定。”法律概念概括、抽象、稳定，然而

社会生活复杂多变，这使抽象的法律不可能具体而明确地解决现实生活中一切复杂纷繁的问题。期待法律对某种权利作出一劳永逸的界定远远超出了法律的功能。法律制度是人们对自己行为预期的根据，立法总体规划的欠缺、立法技术的粗糙或权利界限交叉的立法机制等因

[11]素使法律所确立的权利界限存在重叠。而人类理性和语言的局限性又使法律不可能完全清

晰地界定权利范围,成文法的抽象性、不周延性和滞后性也决定了权利的疆界往往是模糊的。同时，社会生活的变迁产生很多新的权利内容，虽尚不属于法定权利，却具有法律上的意义,这些权利内容在由司法引入法律调整范围之时,将引起诸多矛盾。而即使原有既定的权利也会随着法制的发展、公权力的膨胀、人治因素的加入有所扩张或缩减，使权利所涵盖的利益相互渗透，导致权利发生冲突。

(三)传统医学主义的影响

医学模式的转变使医方被赋予更多、更高的法律义务。生物—社会—心理的医疗模式要求医者在新的医疗关系中既要尊重患者的生命健康和医疗权利，也要尊重患者的人格尊严。传统的医学父权主义在治疗中过分夸大医生的作用，医生不仅在医疗活动中主动为患者决定一切,主观地让患者接受自己认为对患者有利的一切价值判断，同时认为患者在医生面前处于绝对弱势,无任何愿望和权利，更无隐私可言。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制的进步，深受传统医学父权主义影响的医方容易与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的患方产生冲突。也有部分医生深受以义务论为核心的传统医德模式的影响,“认为医生必须以患者的生命健康为唯一目标，强调医生道德义务的绝对性和无条件性，却忽视了医务人员合理的利益需要；强调了无条件的救死

[12]扶伤，却忽视了对患者人格的尊重”。

(四)患者对权利的认识误区

“徒法不足以自行”,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高低，与公民的法律意识直接相关。目前,我国公民法律意识发展不平衡，现代法律意识和传统法律意识并存,法律意识的强与弱并存,这使权利冲突现象更为严重。在医疗过程中，患者对自己权利的认识带有盲目性、模糊性,在对待自己的隐私权问题上，没有一个理性态度，要么认为在医生面前没有隐私，要么过分强调个人隐私。更有患者只认识到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在行使权力时对权利予以绝对性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