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

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有着古老的科技文化史，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科学却未能在中国产生。这个问题最早由英国著名科学这李约瑟博士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如我们所知自17世纪伽利略时代起）不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间产生，而只在欧洲发达起来？”[1]这个问题又被称作“李约瑟难题”。应当说，对于任何一个中国问题的研究者而言，这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难题。我们必须明白，这个问题的提出虽然让国人有一种历史的尴尬与遗憾，但它却在某种程度上引导我们更进一步的深刻反思自身文化所存在的缺陷，并指导我们在未来的发展中如何为科学进步创造良好的环境。故而，这个问题的研究也便具有其现实意义。本文未曾太多地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在这里，仅谈一点我个人对个问题的看法。

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科学”与“科技”的区别。显然，“科学”一词是分科而重学，其主要方向在于抽象的学理思考，其与经验的、务实的态度距离较远，它是一种纯知性求真态度；“科技”一词是分科而重技，其主要方向在于具体的实践运用，是经验的、务实的技术，它是一种较理性的实用主义。科学更多地在形上层面，是哲学的分支或接近哲学，科技更多地在形下层面，是一种工具的使用或技巧性的创造，接近于生活。正是在此意义上，科学往往又被叫作自然哲学，而科技则是生存工具。科学是科技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而科技的现实运用又能有对科学发展的强烈需要与动力刺激。

既然科技的发展可以刺激对科学的需求，但中国近代却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这原因基于以下几点：

1、文化圈的单一。透视某种历史现象或重大事件，我们首先应将其置于一个宏阔背景与视野中，来察看其发生的基础。从总体上讲，各种文化的早期原始形态，都是侧重于务实的、经验的层面，但相应地也发展出对这些经验与实际生活的理论抽象与总结，而这又因各种文化自身的原因而有发展程度的不同。而文化圈的竞争与交流则往往可以刺激对那种抽象理论思维的需求。早期的文化圈主要有中华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及地中海文化圈。前两个文化圈是一个完整的自足的体系，在其四周缺乏可与其竞争交流的同等文化。地中海文化圈则与此相反，这里存在着多元的平行相互竞争的文化，如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犹太文化，这些文化略有时间先后的差异，但都大约在一个较为开放与平等的环境中相互竞赛与交流，不存在某一种文化的完全输出而不输入，这种文化开放态势的发展决定了西方以后两千多年的文化生态。这种具有决定性的文化生态就是古希腊文化与犹太文化在这种竞争中的胜出，前一种文化基于对世界的知性探索，后一种文化根于对生存的宗教超越，这两种态度都孕育着一种科学的精神。当然，一般的观点认为，宗教态度是压制科学的，并可以举出中世纪基督教摧残科学的若干例证。但实际上，这种观点只是看现象而不看本质。基督教是排斥其不喜欢的科学，如那种危及宗教信仰的数学、物理。但宗教的超越精神却是科学萌生的沃土，它使人不停留在世俗事务层面，而是在人自身的有限生命之外去探求永恒之谜的奥秘。中世纪神学对上帝的本体论证明就是对宗教怀疑者的反驳批判中，而发展出的一种具有智性思辨精神的学问。华夏文化圈在早期也是开放的，如春秋战国之际，在这个区域内存在着诸多政权，在文化上也相互吸纳，但从根本上说，这些不同国家的文化内在精神是同质的，都属于三代文化的遗承。唯有楚国文化与北方诸国文化的差异较大，这个时期文化的多元竞争造成了中华文明的第一个辉煌与轴心时代。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最大的一次是佛学的传入，这是两个平行文化之间的交流，促进了华夏文化的又一次繁荣。但其后，印度文化衰落，中国文化作为一种优势文化，在亚洲大陆成一种优势文化，多输出而很难有